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福州1月16日电（蒋巧玲　实习生 何鹏）一个曾在《清史列传》、《八旗通志》等书中一再被描述为“余孽”、“伪”、“贼”、“寇”、“边患”的家族，一个在清初被列为“头号政治犯”的人物，为什么到了清末却突然被朝廷纳入官爵系统并准予设祠祭祀，成了“民族英雄”？又是什么在中间促成了这戏剧性的变化呢？

　　在今天播出的微讲坛第一期《海上***》第十讲中，苏文青教授借用大量中外史料与线索，为大家娓娓道出了沉淀于其中的、“正史”之外的部分事实。

　　“郑成功是中国文化谱系中一位应时代而生的、真正来自海洋族群的民族英雄，”苏文菁教授表示。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明清“海禁”

　　苏文菁教授认为，提到“海盗”首先要提到“海禁”。

　　从历史资料可以看出，早在唐宋元间，中国人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活动，并在这个过程中与阿拉伯人共同建构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海洋时代。到了明朝，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族群已经非常完整地培育起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航海知识体系，包括海神信仰、造船以及海上航行技术等。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的一纸禁令却让延续了几百年的民间海航和海上自由贸易趋于窒息。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又正式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再过三年，再下了一道禁令“禁民入海捕鱼”。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王朝干脆颁布了《大明律》，对海外经商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比如：禁止铁器、铜器、绸缎、丝缎等进入海上贸易，禁止建造两个桅以上的大船。违反者“首从皆凌迟处死”。宣德八年（1435年）甚至鼓励老百姓向官府密告走私者，规定抄收的一半财产归告密者所有，不惜建立恶劣的人际关系来达到“海禁”目的。

　　到了清初，也出现与明初同样的情况。那就是为了防范来自海上的抗清活动，顺治十二年（1655年），开始下令禁止沿海人民下海贸易，甚至下海捕鱼。顺治十八年（1659年），甚至实行“迁海”，也就是将沿海30里内和各个岛屿的居民全部内迁，并把这些区域的建筑全部夷平。同时在30里和50里之间立界碑、立砖石、立寨门，把整个国土面积硬生生地缩进30至50里，对沿海民生造成非常大的破坏，对海洋事业更是灭顶之灾，这在世界文明史上很是少见。

　　“如果说立国之初的海禁还有它一定的合理性，统治者为了巩固新政权而对海外敌对势力进行一定的防范。但这之后的连续海禁就不可理喻，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此时，正是欧洲人开始突破陆地限制开始其大航海的时代。“海禁”政策的实行，使得整个中国海洋事业大大退步并开始落后于欧洲。

　　嘉靖大倭乱：一场虚构的“侵略战争”

　　几乎与明朝实行海禁的同时，在东亚出现了一群海盗——倭寇。

　　根据《中国历史大辞典》，“倭寇”指的是“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

　　而在日本，也有一本书《日本史大事典》，它对“倭寇”则是这样记载的：在朝鲜半岛、中国大陆沿岸与内陆、南洋方面的海域行动的，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海盗集团。

　　相比《中国历史大辞典》，在《日本史大事典》的注解中，海盗的活动区域明显要大得多，不仅仅是中国沿海，还包括内陆、南洋以及朝鲜半岛，日本人也只是倭寇中的一部分。

　　为《日本史大事典》写“倭寇”这个词条的学者，是田中健夫。他认为，倭寇的名义和组成是多样的，但作为连续历史事件的倭寇是不存在的。

　　“我们之所以提到田中健夫和《日本史大事典》等书籍，是想看看，如果跳开中国思维来看这个倭寇，或许可以获得我们知识体系之外的另外一种结论，”苏文菁教授表示。

　　综合学术界各种观点，倭寇可以分为十四世纪和十六世纪两个阶段。十四世纪后半叶也就是明朝初年称为“前期倭寇”，“后期倭寇”活跃于十六世纪中叶，也就是嘉靖年代的大倭乱。所以现在讲的倭寇跟前期倭寇无关，与嘉靖年间的倭寇有关。

　　嘉靖是明朝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他在位的40多年中，整个明朝都被所谓的倭寇骚扰得痛苦不堪。

　　其时，明朝已经以国家法律的方式，把“海禁”列入《大明律》给确定下来了。所以嘉靖想要整治国家，能想到的只有“尊祖训、严海禁”，根本没有意识到，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人开始突破海洋对陆地的限制进行全球大航海，把世界各地都编织到了全球化贸易网络中。葡萄牙人已经进入马六甲海峡的马六甲城，也就是明代的“朝贡国”和势力范围内，并开始用各种方式，胁迫明朝复市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海上贸易。

　　1521年和1523年，在珠江口流域，葡萄牙人与明朝边防军曾发生过两场战争，即屯门海战和西草湾海战。葡萄牙人兵败之后，便北上到福建、浙江沿海岛屿，继续进行海上贸易，并与其他海商集团一起在浙江的双屿、福建的月港、福建跟广东交界的南澳等地建立了全球化初期的国际贸易枢纽。

　　根据葡萄牙人平托在《远游记》里的描述，1540年，在“临时居留点”双屿葡萄牙人就有1200人，浯屿有500人。岛上设有救济院、检察官、警察官等，俨然葡萄牙的海外自治区。而在《朱纨平双屿》的记载中，则可以看到：除了葡萄牙人的建筑之外，“双屿”还出现了妈祖庙。也就是说，在明政府认定的倭寇里头，有不少中国人――只有大量的中国海商聚集的地方，才可能出现中国海商的精神崇拜——妈祖娘娘。

　　中国不少官方文献尤其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很多文献，都证实了上述说法。当年有一个御倭官员名叫王忬的，曾经在奏折中历数其时最著名的倭寇头目，全是安徽、福建和浙江人氏。他在《筹海图编》里详列的、危害最大的14股海贼，其头目也清一色的全是中国人。在明代的另一本史籍《嘉靖实录》中，也可以看到“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逆贼居十七也。”明代民间典籍《吾学编》作者郑晓翻遍嘉靖年间的抗倭史，最后也发现倭寇首领中日本人非常罕见，即使有，也是无足轻重的小头目而已。

　　“在官方明史《日本传》里，嘉靖时期最大的倭寇头目王直原籍徽州，是著名的徽商。在与官府打交道时他的唯一要求一直都是‘开港通市’，甚至被处死之前还不忘在自明书里祈求皇上开放海禁。可以这么说，这帮被朝廷定性为‘侵略者’的倭寇，其实都是被逼无奈、挺而‘走私’的中国海商集团。嘉靖时期的‘大倭乱’实际上就是一场虚构的‘侵略战争’”。

　　从“头号政治犯”到民族英雄

　　话题回到郑成功。海商也好海盗也罢，反正在明末清初这段历史里，“郑成功”就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清史列传》之《郑芝龙传》，虽以郑芝龙为传目，实则以郑成功为主角。

　　再认真看看，在这部编纂于1706年的《清史列传》中，《郑芝龙传》是放在《逆臣传》部分的，也就是说，清朝对郑家的定位就是不忠不孝的叛乱之臣。文中与郑氏有关的字眼也全是“余孽”、“伪”、“贼”等贬抑性词语。同样，成书于乾隆时代的《八旗通志》也将郑氏视为边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头号政治犯”。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样一个“头号政治犯”，到了清末却突然被认为是“忠义表率”，并得到朝廷批准，在台湾建起了“延平郡王祠”，正式将郑成功纳入官爵系统中，一改过去的负面评价，开始承认他是“延平郡王”了。同时还在祠门口刻上对联：“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对其大肆褒扬，戏剧性效果足以令人惊诧。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把北方游牧民族当作最大隐患，到了晚清，两次鸦片战争让它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挑衅：来自海上的欧洲人的挑衅，所以必须从现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中找出这样一位英雄，一位属于自己民族的且曾经在海上击败过欧洲人的英雄，那么，他就是、也只能是郑成功。”

　　如果说时代呼唤英雄是郑成功成为“延平郡王”的因素之一，那么，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族群对“国姓爷”的崇敬与信仰则是另一个因素。尽管受到种种打压，但在曾是郑氏势力范围的中国东南沿海仍然一直有一股维护郑家的暗流在涌动。它由这么三个部分组成，即民间流传的有关故事、民间祭祀崇拜活动以及支持明朝或郑氏的文人所载典籍，其中包括郑成功诞生前有异兆的传说、沉宝剑涌神泉的故事、“开山王庙”和“三老爷庙”的祭祀、杨英的《先王实录》和阮旻锡《海上见闻录》等。事实上，郑成功是由于代表了中国海洋族群的精神价值追求而获得永生的。

　　1874年，台湾发生牡丹社事件，日本借机发难，想对台湾出兵。清廷强烈感受到日本人对台湾的野心，就派沈葆桢前往台湾处理相关事务。沈葆桢在与台湾地方士绅交往中，了解到当地人心目中存在着一位至高无上的神――郑成功。在敏锐地扑捉到台湾人这一文化脉动后，沈葆桢立马联合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福建将军等人，一起奏请朝廷设立“郑成功祠”。

　　“郑成功就这样在中华民族需要新文化新精神的时刻成了新时代新英雄，成了中国漫长历史中区域文化对主流文化进行反哺的又一个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