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船长与上海交警总队法制办打交道多年了，法制办的领导见我都头疼。多次与交警在虹口（港公安）、徐汇（高架）、闸北（总队）法院以及二中院激烈交锋，但多年来一直赞扬上海交警素质高。直到最近交通大整治，才对交警摇头，做得太过了，向百姓展现肌肉、过度使用暴力没必要，雇佣辅警指挥交通，把从租界巡捕继承而来的上海警察优秀的传统破坏怠尽。

事由薛船长把车借给朋友跑了一趟安徽，朋友吃的罚单共计需扣27分，其中有一个遭遇浙江高速上的执法陷阱，超速50%，扣12分罚款300元的难以处理，难以处理的原因与过程就不细说了。和解后在交警总队法制办与闸北交警法制科的领导全力支持下，跑了无数趟，花了近半年时间才搞定的。可见行政处罚的纠错程序是多么繁琐与折磨人，完全是按照刑事处罚的证据标准来要求纠错程序的，当然主因还是不搭界的高架支队领导不肯配合，但他是首问，首问负责，他不开绿灯，别人绕一圈，就跑了半年。

闲话少说，薛船长怎样让交警总队坐下来谈和解的。

首先起诉到闸北法院，交警出庭的是车管所的女副所长，年轻时一定很漂亮，显然法律素养欠缺一些，我执行公安部的规定，我没错，谈别的法律一脸茫然。《立法法》不施行，所谓的执法者的法律水平只能停留在执行***的层次，离依法治国十万八千里。我们道理都在法庭上全说了，感觉法官听明白了，方才罢休。无奈，老法官是庭长，打过多次交道，耳聋昏聩是表象，唯上命是从是其本质，没什么指望的，要批评的是年轻的女法官，不学无术，不思进取，后面有详述。陪审员，纯是有木偶，本来是长海医院的一个医生做陪审员的，临时换了一个。奇怪我怎么不能做陪审员呢，至少比他们都要好得多。

行政案件不可以庭内调解的，我等着交警总队来电话找我撤诉，结果等来了一审判决我败诉。

二审就以书面形式把我们的理由写上去了，主要依据是下面的最高院的文件：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很清楚，但是是不是执行，还要行政机关的确认。有了以上最高法院的答复，法院才敢判决，否则法律就是闲置的。这就是中国的法制现状！

一审败诉后，我就把判决及质疑发到微博上，公开审理的案件，可以完全公开的，律师接到闸北法院法官电话，抱怨我们有话不在法庭上说，律师表示委屈，我们在法庭上都说了，而且确信你听懂了，方才罢休的。薛船长参与一审的也认为她听懂了。顺便说一句，我的律师李仁红先生1990年代中期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他的同学们到国外镀一层金回来，一个个都是知名大律师了，但遇到疑难问题都会听取他的意见。李仁红律师依旧朴素得不得了。（需要李律师联系方式可留言，花请普通律师的钱，得到大律师的服务）

二审开庭时，对方一位穿着便装，当时我就想质问的，你到底是谁，因为警察是不允许请律师的，出庭的只能是警察，想请法官训诫，这种场合穿便装违反了警察着装条例。后来想想算了，我是想解决问题的不是出气的。

庭审没有悬念地进行，李仁红律师在结束时，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番总结，事后他告诉我不该这么冲动，当事人都不怕的，律师还是有点顾忌的。

然后接到交警总队的电话，拍胸脯保证给我处理掉，请求我撤诉，我也就撤了。撤诉的原因还有一个，本次年检固然有判决书，没问题，来年莫非再打一场官司不成？今年找借车的朋友买单没问题，明年再打官司朋友也会觉得烦。 二审判决书如下：

接到判决书后，由于首问负责的高架支队领导不配合，绕开他，真不容易，负责的交警还是经过闸北交警中的老法师指点才拿出解决办法，过程之烦琐，远远超出交警总队法制办领导的预料，花了近半年，才消去这300元的罚款。

罚款收进国库容易，取出来那可难了，如此程序，让执法部门如何纠错？所以行政机关耍无赖，有时是体制所逼。

  建议大家，在上海地界，若遇到执法不公，不要直接与基层人员/警员发生冲突，要冲突也要找大领导，不要犹豫提起复议或者诉讼。诉讼费仅50元而已，你说困难，请求减免，法官会给你打对折，25元。上海的法院会立案，会有两位官员、三位法官出庭，会给你一个裁决，无论裁决是否公平，但是可以肯定的，二中院的法官们，素养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二中院的姚倩芸、沈亦平给我深刻的印象，不象闸北法院的一帮混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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