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盛的大唐，在其289年的历程中，社会处于稳定或相对稳定的状态。当时所谓“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在如此安全的大环境中，人们出行，无忧无虑。

       国家经济的繁荣，社会各项事业的兴盛，使得各类差旅人员与日俱增，流量极大。如朝廷官员们的迁调，或进京述职，或被贬放出京，或得假探亲;诗人们览胜访友;学子们赴京应试;商贾们奔波贩运等，凡在南方的，大都首选乘舟经长江干支流而行。诗人张众甫诗吟：“……自当舟楫路，应济往来人”，说明舟船的功能之一，就是运送人们外出水行。苏味道诗吟“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来”，是诗人一次乘舟江行的悠然感受的抒情。

      长江舟航客运经营形式灵活多样，自由自如，异而有类。依据诗人们江上乘舟题赋的诗歌和有关的典籍记载。当时最为常见的，可归纳为共乘客舟、包雇舟船、附乘商舶、官船运送等四种形式。

 >>>> 共乘客舟 <<<<

共乘客舟这是长江水系中旅客运输的主流方式。不少诗人在舟中的题吟里，都明确的吟示了他们所乘坐的是客舟，并常用“客棹”“客帆”等名予以表示。这就表明了他们在长江上的旅行中，所乘坐的，是专业的运客船只。

在唐代，有乘客舟航行经历的诗人较多。如初唐诗人王勃，他于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弃官去探望被贬在交趾(今广东省与越南北部临界处)的父亲。他在洛阳登舟，于八月十六日到达淮阴，留有《谒汉祖庙文祭》。其后又在扬州登船溯航至金陵，赋有《江宁少府饯宴序》。舟船继续西航，当船航行到马当江段时，忽遭狂风恶浪扑来。在舟船即将翻沉之际，全船人都惊恐万状。唯独年轻的王勃却依然安坐，专心朗读书籍。不久便风平浪静，船于八月二十九日安全到达浔阳。舟涉鄱阳湖时，他又吟创了《采莲赋》一诗。九月上旬，船达洪州。可见王勃此行所乘坐的，是一艘专门航行于扬州至洪州航线上的较大型客船。

盛唐时的亳州刺史闾丘晓在《夜渡江》中吟抒有“舟人自相报，落日下芳潭。夜火连淮市，春风满客帆”。这是他乘坐客舟于夜间到达淮安时所吟。诗人孟浩然在湘中游历时的《夜渡湘水》篇中吟有“客舟贪利涉，暗里渡湘川”。在游越州时题有《渡浙江问舟中人》：“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唐龙***年(公元889年)进士韩偓，有“一代诗宗”的美誉。一次他乘客舟出旅，在《江行》一诗里，抒舟中见闻：“舟人偶语忧风色，行客无聊罢昼眠”。荆州籍的诗人崔道融，于乾宁二年(公元895年)以右补阙得任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县令。他在乘舟漫游时所题的《江村》：“日暮片帆落，江村如有情。独树沙上月，满船人睡声”。诗人许昼，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人。他于天复四年(公元901年)考中进士，常游历于江南各地。其《江南行》中的“客棹深深过，人家远远移”，饶有兴味地吟出了乘坐客船在江南运河上航行的观景乐趣。诗僧齐己的《南归舟中二首》之一：“南归乘客櫂……船中听鹧鸪”，也抒发了客舟上的舒乐之感。唐末毛文锡的《巫山一段云》中所赋的“暗湿猿啼树，高笼过客船”。唐末的李珣，在三峡乘船时题有《河传》诗：“……迢迢巴楚，山水相连……猿声到客船”。于巫山十二峰前，听到猿啼的哀声，飘到了客舟的舱中。以上所引入的，都是诗人们自己搭乘长江中专门运送旅客船只的纪实。陆龟蒙的《北渡》：“江客柴门枕浪花，鸣机寒橹任呕哑”，这些人出旅水行，所乘坐的都是客舟。

诗人们在送别友人的赠别诗里，有的特别在诗中吟示出了被送者所乘坐的是专运旅者的客舟。如钱起在《送沈少府还江宁》中所吟“斜日背乡树，春潮迎客船”。晚唐的薛昭蕰的《浣溪沙》：“……江馆清秋缆客船，故人相送夜开筵”。这是诗人将登客舟出行，好友们为他夜开筵席饯行的题抒。齐己《送惠空上人归》中的“空囊随客棹，几宿泊湖山”等，即是“客舟”见于诗人们临岸题赠中的几例。在为将别的友人祖席吟赠中，也有许多诗人对被送好友所乘船只是否为客舟，并没有特别予以吟示。如韩翃《送李舍人携家归江东觐省》：“扁舟楚水上，往来速如飞……”权德舆在《送张周二秀才谒宣州薛侍郎》中吟道：“儒衣两少年，春棹彀溪船……”。这类送人别友的诗中的“扁舟”、“春棹”等，其实都是客舟的代称。此外诗人赵嘏的《岁暮江轩寄卢端公》中的“万艘俱拥棹，上客独吟诗”和朱庆余的《观涛》：“云日半阴川渐满，客帆昏过浪难平”。则是诗人们站在旁观者的视角吟抒长江旅客运输兴盛的现实。

   >>>> 包雇舟船 <<<<

包雇舟船这种方式在长江旅客运输中虽非主流，但也习为常见。唐时人们称这种“包雇”为“买舟”，即是专门租用船家的船只为自己服务。如元稹诗《竞舟》吟“买舟俟一竞”，就运用“买舟”一词。直至宋代，人们也都把租船称为“买舟”。如宋人洪迈的《夷坚丁志》中所记的“刘尧举买舟应乡试”，即是有据的例证。

唐时，朝廷派出执行某种特殊任务的官员，即可专包船只把自己从出发地送到目的地。此外尚有许多公子王孙、社会名流、达官贵人及罢归的高官出行时，大都包租下船家的大中型船只，把自己及随行人员专程送到目的地，付以可观的佣金。无论行程的长短，船家都不得中途搭载其他旅客。唐太宗李世民特别喜赏历代名家的书法。当他得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真迹藏于越州永兴寺僧人辩才的手中时，他便立即御选监察御史肖翼去取得真迹。据宋代人编纂的《太平广记》所载，足智多谋的肖翼领旨后，立即微服起程。他自长安到达洛阳后，便包租了一艘船只，秘密独行，暗达湘中。因执事特殊，必须谨慎，沿途不能与任何地方官员接触。如此，包船速进，才不至于走漏消息。其后又变换旅行方式，继续兼程。

天宝七年(公元748年)，诗人王昌龄时任江宁县丞，又因所谓的“不护细行”，即不拘小节之罪，被远贬龙标。此行赴任，他包租了一艘民船，溯江西上。据传舟达江西境内小孤山下游的马当险段时，突遭狂风，船夫请他上山祭神，后即风平浪静。诗人此行雇船的可能性较大，因其为戴“罪”之人，未予派舟，但所传的《上马当山神》诗却不可信。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秋冬之际，李白自金陵至秋浦(今安徽省石台县珂田乡)，然后溯青弋江南游到泾县，兼赴汪伦的邀请，与豪士汪伦欢然相晤。在宾主挥别时，汪伦向李白赠送了名马八匹，绸缎十捆，诗人带着汪伦所赠的那么多礼品，便专雇舟船，离开桃花潭后，顺青弋江返回宣城。

据《北梦琐言》记载，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在长安即将沦陷前夕，朝廷专设于京师招待外域使臣的宾馆——四方馆的主使，通事舍人王鄑，携带全家逃到蜀地后，便包租了一艘较大的船只，顺嘉陵江航行到利川定居。天宝间，清河(今河北省邢台市)县一位姓崔的学子，在长安登进士得官后，便携带妻子奴婢及数十万钱财赴太和县(今安徽省阜阳市)上任，为此包租了吉州一个姓孙的船家运货到长安回空的船只，走水路南行。可惜在南航途中，崔进士的财宝被孙某谋夺，乘客一家被害。这是《太平广记》所载的一则包租船只乘客被害案例。同书还记有长庆年间的秀才裴航，漫游鄂州后“买舟还都”的事例。

唐贞元时，湘潭县尉郑德璘每年来江夏探亲，曾多次租雇一位老船家的舟船返回湘中。上述诗人、官员等各类人士的江行经历，证明了当时长江水系中包雇船只旅行，亦为不少旅者所选择一种客运方式。

   >>>> 附乘商舶 <<<<

附乘商舟这是出行者搭乘商贾货舶随行的一种专业客运以外的另类客运。唐时，长江水上贾贩商航业极为繁荣。因此这种变通的客运形式也习为常见。当时许多载运货物的宏舸大艑，也常附载着一些与舶主欲往的同一港埠的亲友或旅者，以付费或免费附舟随行。

前述太宗的特使肖翼奉命去越州，他包舟到达湘潭后，又扮作一名贫穷书生，求助于贾舶船主，附乘商船到达越州。进入永兴寺后，肖翼与辨才相处为友，畅谈诗棋书法。并吟有《答辩才探得招字》一诗：“邂逅款良宵，殷勤荷胜招。……谁怜失群雁，长苦业风飘”。其后他便施以巧计，取得《兰亭集序》的真迹，乘驿船返回长安。

诗人刘长卿约于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在淮南、鄂岳转运留后的官位上，受到鄂岳观察使吴仲孺的诬陷，被远贬为睦州(今浙江省淳安县)司马。离开鄂州时，他特吟有《汉阳献李相公》一诗：“退身高卧楚城幽，独掩闲门汉水头……几人犹忆孙弘阁，百口同乘范蠡舟”。诗人因受人陷害，遭到远放，心中郁郁不平，由此而感叹，如今还有几个人记得西汉时公孙弘设东馆招贤纳才的良举呢?此去系为戴“罪”而行，因此官方没有按常规给他调派船只。故诗***吟有“百口同乘范蠡舟”之句，表明自己此行是附搭于商贾的货船随行。范蠡是长江上备舟贾贩的始祖，因此，诗中以“范蠡舟”代指贾舶。其“百口同乘”，即指诗人携带全家多人同去，并非实数，意言家人众多。元稹从蜀中东下时，也吟有“百口共经三峡水”，其意与刘诗的“百口同乘”相似。此行诗人所附乘的那艘货船，除满载着舟主的货物及所雇用人员之外，还可搭载刘家的“百口”登舟，可见刘留后此次所附乘的贾舶之巨大。

对于诗人而言，以其官职而论，远放前他为转运留后，管辖地域较大，这是个专与舟船打交道的官差。商贾们虽不在他的管辖之内，但他的职务决定了他必会与商贾们有事务上的联系。论其诗名，刘长卿“五言长城”，诗坛独享。因此，他要附乘贾舶随行，并非难事。且为人耿直，得人好评。此外诗人戴叔伦在《抚州对事后送外生宗垓归饶州觐侍呈上姊夫》篇中赋有“……奔迸辞故里，京口附商客”。吟此诗时，诗人年仅25岁。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完全平定。永王李璘的楼船自江陵浩荡东下，社会不安。诗人便从润州金坛家乡奔到京口，在此附乘于商人的运货船中，逃到了江西抚州避乱。“京口附商客”，不仅说明了诗人登舟的始发港口，而且还表明了他此行是附搭于商客的贾舶随行的。这是诗人中附乘商贾货舶旅行的又一例证。晚唐的杜荀鹤，虽于唐大顺中(公元891年)取得第八名进士，却未能得到一官半职。他才华横溢，仕途坎坷，身处乱世，壮志难酬。但在当时诗坛上却誉享盛名。一次他在出游中吟创的《舟行即事》：“朝随贾客忧风色，夜逐渔翁宿苇林……重阳酒熟茱萸紫，却向江头倚棹吟”。这是诗人就附乘贾舶浮游的经历，以“即事”为题告诉人们：他既附随贾舟出行，自然也会以同样的心情，和舶主一起，每天早上在发船之际便以忧虑的心神，观察风向的顺逆。

   >>>> 官船运送 <<<<

官船运送这是官方专办的一种客运方式，它仅限于对朝廷官吏及少数特殊公干人员出行的运送。唐代凡朝廷官员和地方各州县官吏外出巡察，或升迁贬放，都可按公差人员及军人等乘用船只的规定，依据他们的俸禄等级，规定所带随人员的多少，调派数量和大小不等的船只。所用舟船，除极少数专门派特型的舟船之外，其他大多数被派用船只，都由朝廷专设于各地水域的水驿船站提供。

有些朝臣，由于官阶和身份地位较高，他们出行时所乘舟船，与一般官员有所区别。如刘长卿在《鄂渚送池州程使君》，特吟有“江湖通廨舍，楚老拜戈船”。独孤及《送孙将军拜歙州之任》：“浪逐楼船破，风从虎竹生……”。权德舆《送安南裴都护》：“戈船航涨海，旌旆卷炎云”。李频《送鄂渚韦尚书赴镇》中所吟：“夏口本吴头，重城居上游。戈船转汉江，风月宿汀洲”。徐铉《送元帅书记高郎中为婺源建威军使》：“寒风萧瑟楚江南，记室戎装挂锦帆”等，都因被送者赴任职重位高，故专为他们调配出“戈船”“楼船”等军用战船送行。其他一般的官员，包括赴任的“长史”“刺史”等人，都只能乘坐一般的船只。如韩翃《送苏州姚长史》赠诗：“舟领青丝缆，人歌白玉郎”。权德舆《送湖南李侍御赴本使赋采菱亭诗》：“兰桡向莲府，一为枉帆过”。这些诗篇中的姚长史和李侍御等人，论官阶，应在六品和五品之间，他们出行，也都只能乘坐由水驿船站派出的船只。

白居易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由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任上被贬放为江州司马，后又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春天升调为忠州刺史。两次出行，都是乘坐的官派船只。他自江州上泝到峡口时，在舟舱中吟赋的“使君艓上巴东”，就明确地吟示了自己作为一个赴任的刺史，所乘坐的官船之型制。其他如韩愈两贬岭南，刘禹锡由夔州迁调和州刺史。李德裕由宰相贬为潮州司马、钱翊由中书舍人贬为抚州司马等。他们赴任或返京，所乘舟船都是官方指定有关水驿船站派出的船只。如钱翊在襄阳登舟后所吟创的《江行无题一百首》中吟抒的“宦游难自定，来唤棹船郎”，就很清楚地表明了“棹船郎”即是船站的驾船手。这种客运方式，是唐代官办航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运用的船只之多，仅次于官办漕运。所运送人员数量之大，仅次于***的旅客运输行业。

综合以上长江水系中各种旅客运输方式的并存，反映了当时流域里各水域客运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现实。由此便引起了朝廷对此高度关注，特别在《故唐律疏议》、《唐六典》等法规中，对各水域的水上交通运输业，颁发了有关保护公私财物及乘客人身财产安全各项条规。如《唐律》规定：“诸船人行船……筎船泻漏，安标宿止不如法……以故损失官私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三等”。依据此项法规，《疏议》又对各条款作了详细的说明。《疏议》首先界定了“船人”，谓公私行船之人。这就指明了无论是官办航运的操船者，还是民间驾船的舟子和船家，都在《唐律》所称的“船人”的范围之内。

《疏议》对船人们在经营水上交通运输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的三个方面作出了疏释。其一是所谓“筎船，谓筎塞船逢;泻漏，谓泻去漏水”。这是要求船家和官办航运的操舟人员，在船舶出航前和航行途中，都要随时进行舟船的安全检查。如有水渗入，应即采取排水措施，将渗水戽出。以避免航行中造成沉船的事故，确保航行安全。其二是“安标宿止，谓行船泊宿之所，须在浦岛之内，仍即安标，使来者侯望”。严禁在没有人烟的荒野僻处泊船过夜，以保障乘客的人身安全。此外，无论是白天或黑夜，舟船停泊后必须安设明显的标致，或悬挂识帜，以免乘客漏船。其三是船家“不得损失官私财物”。“不得杀伤人”或谋财“杀人”。官办航运的驾船人和私家以舟为生的船人，如违犯以上各条中的任何一条，都属于“不如法”，属于犯罪行为，都要受到“杖六十”“杖一百”或处以一至二年徒刑的处罚。如骤遇狂风暴雨等自然灾害失物伤人，则不受法律的惩治。可见唐代朝廷已把水上交通运输的安全，提升到了法律的高度，对长江乃至全国水运交通安全，予以了法律的保障。对促进长江航运安全有序的大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后世的长江航运事业，亦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