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邓小平传》，书中总结邓小平同志的工作特点时，有这样一条：用大白话解释复杂的问题。说他在作出基本的政策决定后，会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俗语对之加以解释。比如他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方式，它为减少之前意识形态对改革后经济发展的影响，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它意味着干实事要比遵循某种意识形态更重要。

　　1949年初，全国即将解放，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毛主席也有几个经典的大白话：一个是“一边倒”的外交立场（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就是倒向美国一边）。一个是“另起炉灶”的外交原则（不承认***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时代签定的一切条约的继续存在）。另一个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外交态度（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毛主席当年给***同志解释“军事”和“政治”两词时，也是使用了精彩的大白话。

　　******党校任校长前，被主席接见，主席考他：你要去做校长了，给我讲讲，政治是什么？军事是什么？***就回去翻资料查文件，写了两篇文章，回来向主席交卷，主席说：“你这个太复杂，这样讲别人怎么听得懂？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军事是什么？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多么直白而简单的领悟啊！

　　看来，复杂的问题，不一定非要长篇大论去述说。在伟人嘴里，不但可以简单轻松地讲出来，而且还这么精准和贴切。

　　崔永元在一次鲁豫访谈中，提到体育比赛中的一些足球解说员，动不动就说帽子戏法、梅开二度、德比之战等等，崔永元说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做体育转播时，作为一个体育解说员，都有一个普及体育知识的义务，而不是表现得谁更专业，这是你的责任，比如今天有一场足球比赛，恰好你看到他解说，你就喜欢上了足球，他有这个任务。不是自己在那穷耍，在那念人名，梅西、梅西，内马尔、内马尔，就像自己买了一个贵宾票，自己在那看球一样，这非常不职业。

　　也就是说，我们跟别人说话，特别是向对方讲事情、讲道理的时候，要说对方能听得懂的话，不是自说自听，要自说他听，才对。

　　那么，对于各种复杂的船舶国际公约，可不可以也用大白话来说？

　　ISM规则前言中提到：本规则使用概括性术语写成，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所以不论是岸上还是船上，不同的管理层次，对所列条款需要有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认识。

　　所有和船舶有关的国际公约，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概括性语言，因为它要适用于所有国际航行船舶，所以对公约的理解和认识，要求一个船员理解到一位验船师的高度，这是不现实的。

　　对于我接触到的多数船东和船员来讲，关于新生效公约，他们不想听历史、不想听过程、不想听来龙去脉、不想听讲座、不想听论文，他们只是希望我们把最终结果告诉他：“你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就可以了。

　　压载水公约生效前，特别是MEPC.71会议召开前后那一段时间里，大家理解得比较混乱，关于BWMP的审批标准和审批时间、IOPP的提前换证时间、临时BWMC的签发时间、长期BWMC的换发条件、BWMS设备强制安装时间等等，船东和船员是一头雾水。这个时候，需要有人帮他们理一下思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地讲给他们听。

　　当时某船旗国下发了一个通函，通函全是英文，内容又很多，一个同事就用了一个周末的半天时间，把整个通函翻译了一下，自己又反复核对，确认没有误译后，准备发给船东。周一上班，我看了一下他的翻译，语言上确实很准确，但不要说让船东看这个通函吃力，就是让我们其他同事看，也会搞得一头雾水，也要消化一会儿后才能理解。后来我就又用了半天的时间，把同事的翻译重新理顺了一下，本着提醒在哪时间节点、船东要做什么事的原则，把对我们有用，但对船东来说是废话的内容删掉，做成一个简洁明了的通知发给船东。

　　两年前我写过一个关于门槛高度应该是600mm还是380mm的争议缺陷，一位大神在留言里，就用过大白话解释：进水船毁600，无关紧要380，根本进不了230。后来这位仁兄又对SOLAS公约关于消防和救生做了精简总结：预防起火，灭初期火，灭不了逃，逃了后呼，呼了后搜，搜了后救，双套保证，救不了拉倒。

　　抛开这位仁兄说得是否准确，但这种对公约理解的简洁语言，确实是船东和船员所能接受、也乐于接受的一种方式。

　　把复杂的公约，用简单的语言讲给船员或船东听，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当然，这要求我们自己先把公约吃透，能举一而反三，能融会贯通，不能拍自己的脑袋来误导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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