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春天，五零年深秋生辰的我，如愿以偿地应征入伍，从上海市郊的崇明岛来到了浙江定海本岛-海军舟山基地，喜出望外地学得一手无线电莫尔斯通信技能，从此，无线电报务员，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终身职业的金边饭碗。

含笑回眸，话说当年。在我的生命旅途上，一九五八年是具有一个难以忘怀的特殊标志之年：其一。在此之前，崇明县隶属江苏省；在此之后，划归上海市。其二。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

那年，我在读初小三年级，刚戴上红领巾。对于莫尔斯电码，我是既感亲切又感陌生：若说感亲切的是，我家的街邻对门就是小镇上唯一的国营邮电所，周边乡村的崇明人家，凡有急事要给在外的亲友发电报的，都得到这，但这里并不直接拍发电报，而是由当班员工用有线电话，扯着嗓门大声唸电码，每组两遍，先报知给县邮电局；再由县邮电局有线电话报告给江苏省局南京（一九五八年之前），其后报告给上海市局（一九五八年之后），老师傅扯着嗓门大声唸报电码，每组唸两遍，天长日久，耳濡目染，我从小就晓得：“0”读“咚”，“1” 读“吆”，“7”读“鬼”；若说陌生，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就里、不明究竟，总感到很是奥妙和神秘。我有效的心灵特别羡慕和崇拜英雄人物李侠。

一九七零年春天，部队提倡一兵多用、一专多能，指导员江庭忠指派我和河北籍战友陈福田到海军定海六号码头“大峪宫”信号台，为期三个月，学习灯语通信、旗语通信，以及海军观通系统的“九九方格”的初级密码的译电。旗语通信也是莫尔斯电码的视觉通信，持旗不同的位置，表示不同的码语；灯语通信亦是莫尔斯电码的通信，它是视觉通信，看灯语闪光的“长”与“短”，等同与听无线电莫尔斯电码声的“嘀”与“嗒”，只是把视觉换成听觉，或者说，把听觉换成视觉，这是有一个转换过程的，需要学习和训练方可。

一九七一年春天，我有幸从海军复转到中国远洋天津分公司，当即被选送到大连海运学院无线电系进修，学习远洋通信英文，学习无线电机务（维修保养）基础知识。心仪已久、锦上添花，这让我对莫尔斯电码、对远洋通信导航，有了更为深刻、深切的认知和理解。

一九七三年春天，我第一次上远洋货轮出海远航，在长亭轮做报助，带我的师傅是李声振，“处女航”跑中国往返罗马尼亚的远洋航线。

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我在海军舟山基地大峪宫信号台学得的灯光通信和旗语通信的技能，在我三十多年的远洋生涯中，只起到、或者说仅仅发挥过三次作用。

第一次是在天津远洋金沙轮，一九七四年九月份，金沙轮环球首航，船从古巴装运蔗糖（原糖），中途在牙买加金斯顿港加油加水之后，驶往巴拿马运河，夜航，0000-0400时的二副班， 雷达显示，在航道上，正面遭遇不明国籍某船的蛮横挡路。该船一连串地向金沙轮拍发灯光信号，然而，金沙轮却闷声不响、一无应答。值班二副把孙维钧船长（上海人）请上驾驶台，孙船长一看，自言自语地说；㩍那，啥咯船，介老乱，喋咯灯光信号，应当是阿拉航海驾驶员本职份内的应知应会，学到用时方恨少，又长久勿用，都还拨勒老师啦，现在真咯是出洋相了，啥人白相得来啊？ 这时候，随船出海远航执行某任务的国防科委第22研究所的高工高永兴（上海人），正兴致勃勃地在驾驶台看利蒙海湾上的海景月色，对孙船长说：阿孙，阿拉听报务员王德章讲起过，伊会得白相灯光信号。孙船长一听大喜过望，当即让值班水手下楼到报务员房间叫醒熟睡中的我，还来不及穿衣服就急匆匆直奔驾驶台。我拎起已经插好了电源的信号灯，架好角度，朝来光的方向偏右五度左右，发出了一个长划。按国际通信规定，这是回复对方的应答信号：表示我已准备好接收您的灯光信号，请发过来。

随后，对方发过来一大串的灯语。对方首先自我介绍：这里是美国军舰，紧接着询问：你是哪国的什么船，装运什么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一边接收老美的灯光信号，一边大声地把这灯语（英语），如原汁原味地报告给孙船长。

政委温庆山、副政委张宏茂都在驾驶台上，船舶领导经紧急商议，虑及美国和古巴的不佳国际关系，不能如实自我介绍说是从古巴装运蔗糖，指示我这么回复美国军舰：船名：金沙轮，杂货船，装运散货，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发港：牙买加金斯顿。目的港：青岛，中途要通过巴拿马运河。

对方故意发过来： Are you belongs to the Repubilc of China? / 你们是属于中华民国?

我据实报告给船舶领导。

我按孙船长和温政委指示，回发：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world，Only one ！

说起来，可恼和可笑的是：就为这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及 “中华民国”的称谓，仅仅就差了一个英文单词“Peoples/人民”，政治意义就大相径庭、格格不入。

大西洋的利蒙海湾，灰蒙蒙的夜空，蓝幽幽的海面，只听得信号灯的噼里啪啦，只见得莫尔斯的灯语闪烁，只觉得我的小心脏在剧烈地跳动，我这是第一次使用信号灯与美国海军应答干仗，翻来覆去，来来回回捣鼓了好几个回合。我方始终坚持，我轮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船籍港：天津。 双方在灯语通信上就这么纠葛着、怼持着、僵持着，我们金沙轮依然保持着原速，高昂着船头，唰唰唰地向前航进！

老美意欲故意制造***，自感没趣。有道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快要“相鼻头”的重大时刻，美国军舰终于让道了。

孙船长情不自禁地仰天舒了一口气，喜不自胜地说：王德章，回到上海，我作东，请你，请老高，一道吃南翔小笼。

第二次是一九七五年冬，还是在金沙轮，船从上海港高阳路码头满载五金杂货，拟远航欧洲。当夜，刚刚驶出黄浦江口进入长江水道，刚接替孙维钧船长的庒起国船长（浙江人）因胆结石，疼痛不堪，痛得在驾驶台上打滚，黄豆大的汗珠沁得满头满脸。船医张大夫就庒船长的病情，作口授，让我当即拟电（同文加急电报）发报给天津远洋公司、上海外代、天津远洋驻沪办事处。遵照上级指示,船在长江口鸡骨礁附近的锚地抛锚，等候营救。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0400-0800大副班，从望远镜里发现一个小黑点，正向我轮急驰，等到挨近了一看，原来是海军上海基地吴淞军港开出来的一艘小炮艇。冬天的长江口，风大、浪高，只见海军信号兵的身子被绑扎在信号杆上，他的军帽已被大风吹掉了，但还是顽强地、忠实地坚守在信号塔的哨位上，坚持着挥舞双臂，划拉手中的信号旗在打旗语。

值班大副吆喝一声：“谁会旗语啊”？ 我说，我会。其时，水手张世田（河北唐山人 原海军信号兵）见状从甲板上赶来驾驶台，他高喊一声“我也会”。船上没有现成的信号旗，我俩不谋而合、急中生智，临时凑合应付，一只手拿着一只棉帽子，一只手捏着一只拖鞋，居然就这么着与海军炮艇信号兵用旗语应对上了。海军同志问：靠你左舷还是右舷？ 我俩汇报给大副，大副说“右舷”，我反映给海军同志。小炮艇靠垫我轮右舷。庒起国船长被绑扎在一副担架上，捆得像一只扎扎实实的嘉兴肉粽一样，担架的两端各引申出四根结实耐磨的马尼拉棕绳，担架前端的四根抛掷给炮艇上的海军同志，让他们抓着；担架后端的四根紧攥在我们金沙轮的海员手上，因为大船与小艇之间的的高低有悬殊的落差，又有强劲的西北风吹涌的海浪，在异乎寻常的紧张和高度警惕警觉中，总算是有惊无险，海军同志接到我轮庒船长之后，开足马力，返回吴淞军港。上海海员医院的一辆救护车早已等候在码头上。由于及时有效地转运，为营救庒起国船长的生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第三次是一九七七年春天，我在天津远洋通化轮，船在广西防城港外锚地待命进港装货，在锚泊第十天的夜晚1900时许，我在驾驶室收录气象传真，忽看得港口信号台在一个劲地向锚地拍发灯光信号，我问值班驾助，锚地上还有其它船么？ 他看过海面实际情况、看过雷达、看过海图，说锚地上就我们一条船，没有任何其他船啊。我拎起信号灯，通上电，发灯光信号回应防城港。对方灯语说： 这里是海军防城港信号台，根据防城外代关照，代为通知你通化轮备车，四小时之后将上引水，进港靠泊。我回答：收到，谢谢您！ 随即告知驾助，驾助报告给船长刘伯滋，刘船长上得驾驶台，当即通知机舱备车，却尚有一丝半缕的不放心，遂起草了一份加急电报给天津远洋调度“请予确认”，一个多小时之后，公司回复给予“确认”。

嘀嗒闪亮总是情。我的通信兵故事，说明和证实这么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为人处世、家国情怀，人总得要有一技之长，最好是身怀绝技，且一专多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