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战，清朝的败因很多。

比如，在战略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对日本的军事实力，多数清廷官员可以说是毫无所知，他们深信“倭人所恃铁甲战舰，仅有大小二艘”（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奏折），“彼国只有铁甲一艘，名曰扶桑，……其余各舰悉系同治年间所造木质旧船”（翰林院编修曾广钧奏折），“日本倾国兵数不当中国之一，又弱不经战”（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奏折）；决策层中的翁同龢、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也均在对日战事上抱持着不可理喻的自信，张甚至认为中国只要闭关绝市，日本就会屈服。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提交给***的《征讨清国策案》等资料，已经将清廷的军队实力——总兵力多少，八旗兵多少，绿营兵多少，练军多少，蒙古兵多少，勇兵多少，各自训练情况如何，装备情况如何，俸禄各有多少，能否迅速开往前线——调查得比清廷自己还清楚。

图：《征讨清国策案》（部分）

此外，清廷军队中不可救药的“二元权力架构”，也是清军的致命败因之一。所谓“二元权力架构”，简单说来，就是自太平天国以来，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八旗与绿营已彻底破败，其国防支柱不得不依赖地方督抚所组建的练军与防勇。这些练军与防勇的身份相当微妙：（1）他们是朝廷的军队，也会受到朝廷刻意的防范；（2）他们是带有地方派系背景的军队，也会受到其他派系背景者的抵制。

北洋舰队成军后，这种“二元权力架构”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所激化。英国教官琅威理愤而辞职，就是这种体制弊病的直接产物。

琅威理的去留，是北洋海军军纪的一道分水岭。甲午战后，“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溁回顾往事，曾感慨琅威理离开后，军队不但操练掺水、军令不应，还搞起了化军为家的闹剧，许多人不再在军舰吃住，而是搬去岸上与家眷***：

“前琅威理来军时，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船甚难。……自琅去后，渐放渐松，将士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

提督丁汝昌也有类似的感慨，认为琅威理人品极好，以身作则，其训练给北洋舰队带来了极大的实益：

“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即在吃饭之时，亦复心手互用，不肯稍懈。”

图：琅威理

琅威理被迫辞职的经过，清人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中有扼要的叙述：

“海军之建也，琅威理督操极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提督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

大意是：驱逐琅威理，乃以刘步蟾为首的北洋“福建帮”管带群体的长期阴谋。1889年底，北洋舰队南巡至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离队，右翼总兵刘步蟾即将提督旗降下，换升总兵旗，旋遭琅威理抗议——琅威理当时身为“水师副统领”、“赏加提督衔”；在琅威理看来，提督离去，自己这个副提督尚在，刘步蟾却改升总兵旗，这分明是对自己的藐视与挑衅。

说刘步蟾“以计逐琅威理”，或许有些过于阴谋论，但琅威理因治军严格而与这些管带之间关系不睦，则是事实。这场冲突闹到李鸿章处。李的态度模糊，既未申斥刘步蟾做得不对，也没说琅威理的抗议不成立，而是发电报给左翼总兵林泰曾（不是右翼总兵刘步蟾），让他另给琅威理做一面旗帜：

“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

给副提督单独做一面旗帜，非是海军惯例，自不能让琅威理满意。稍后，琅威理北上与李鸿章当面讨论此事，二人不欢而散。琅威理不能理解李鸿章何以要用如此***模糊的态度处理此事，遂愤然辞职。

给副提督单独制作“四色长方旗”，既谈不上对琅威理“舰队副提督”身份的尊重，也谈不上对刘步蟾升总兵旗行为的支持，实属一种息事宁人式的和稀泥。李鸿章如此做，也有他的不得已。北洋舰队有淮系背景，但也是朝廷的军队。朝廷赏给琅威理的“副提督”已明言只是“虚衔”，李鸿章自不能无视朝廷将琅威理的“副提督”弄成“实授”，然后让他去升提督旗；但李鸿章与他的代理人丁汝昌，又希望倚重琅威理的治军能力，来约束北洋舰队中的“福建帮”（周馥曾向李鸿章报告舰队管带军纪涣散，李的回应是：彼等武人，难以绳墨范之。当丁汝昌因伤不能视事，李的指示即不能得到管带们的贯彻，除了去电斥责丁汝昌，李并无他法）。李鸿章夹在“二元权力架构”之中，给琅威理单独另制一面旗帜，就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这种复杂操作——虚衔与实授之间的微妙涵义、旗帜背后朝堂与督抚之间微妙的平衡——不是琅威理所能理解的（事实上他也没有义务去理解）。琅威理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他在这番冲突中，得到了一种感觉，似乎自己仅仅只是“一介总督之私役”。

琅威理的辞职，不但是北洋舰队军纪的分水领，也是影响英国在东亚的政治天平向何方倾斜的一个关键节点。而获得英国政府的默许，正是日本发动甲午之战的底气之一。

图：琅威理与北洋海军官兵合影

这种“二元权力架构”带来的弊病，也发生在战争当中，具体表现为光绪皇帝与李鸿章，对丁汝昌的各种互相冲突的指挥。

比如，1894年7月26日，李鸿章电报指示丁汝昌：

“汝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要。仍盼速回。”

1894年8月1日，李鸿章又电报指示丁汝昌：

“总署催汝统铁、快各船，往仁川附近，截击其运兵船，机不可失。……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

这两份电报，显示总理衙门曾给李鸿章施加压力，强调“机不可失”，要求北洋舰队向日军发起攻击。而对中日海军情形较为熟悉的李鸿章——与翁同龢等人坚信日本海军不堪一击有所不同，李鸿章甲午前夕曾上奏汇报称日本海军“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这些信息大体符合事实——对中日海军对决的胜负并无把握，所以在转达总理衙门的指示的同时，给丁汝昌的命令是：（1）要出击，这样才能应付总理衙门；（2）要“相机进退”“速去速回”，“保全坚船”是最重要的事情。

图：丁汝昌

但这种应付很快就行不通了。光绪皇帝觉察到了丁汝昌汇报中的“未遇敌船”其实是不想与敌船展开直接的正面交锋，连发谕旨严责李鸿章，要他调查丁汝昌是否存在刻意避敌的行为。比如，8月5日的谕旨是这样说的：

“丁汝昌前称追倭船不遇，今又称带船巡洋，倘日久无功，安知不仍以未遇敌船为诿卸地方？近日奏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于异口同声，若众论属实，该大臣不行参办，则贻误军机，该大臣身当其咎矣！”

谕旨里威胁说要拿丁汝昌“身当其咎”，实际上敲打的乃是李鸿章。无奈之下，李鸿章遂命丁汝昌于一月之内，四度率舰队出海，以应付光绪。但中日海军之间没有大战，光绪绝对不能满意；北洋舰队不能击败日本海军，光绪也绝对不能满意。9月17日的黄海大战，北洋舰队受创颇重，但根基尚存；两天后，光绪再发严旨，催促修复军舰再战，李鸿章遂指示丁汝昌，尽快将船只修复到能行驶的程度，将其开上洋面，以应付朝廷的严责，同时也威慑一下日军，但要注意不可与日军军舰交战，要理解此中“虚虚实实”的真意：

“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使，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

这种混乱的双重指挥，贯穿了整个甲午战争，直至北洋舰队消亡。

注释

《张哲溁呈文》（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收录于陈旭麓等主编《甲午战争（下）》，第398-399页。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第34页。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华书局2009，第88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1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2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2》，第812页。

同上，第836页。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11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3》，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