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所说的“海盗”。所谓“海盗”大多数不过是沿海地区无法维持生计的普通百姓而已。甚至有研究者指出:正与早期欧洲殖民者实质为海盗相类似,明清时期中国沿海有规模的海盗行动,实际上也是华人早期移民东南亚的一种“模式”。

　　影视作品中的中国海盗形象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安介生,原题:为什么华侨注定要遭遇苦难

　　一部中国海外移民史,从一个侧面来看,就是一部苦难遭遇史。无论是早期东南亚等地的“红溪惨案”、“苦力贸易”,还是后来北美地区的“排华潮”及“排华法案”,海外华人的历史似乎累积了太多的矛盾、冲突和痛苦!每一部严肃的海外移民史著作,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每一位研究者也都需要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思索与解读。

然而,由中国学者所撰写的华侨史著作,不免给人以“先入为主”或“偏向一方”的“单方面叙述”的嫌疑。在这里,强调“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似乎与学术公正出现了矛盾与不和谐,进而影响到著述的权威性与可信性。那么,海外华人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是否能得到更广范围的认可与认同呢?

　　2016年伊始,两部关于海外移民研究的重要著作问世,再次引发了学界对海外华侨(华人)史的兴趣。一部是刚刚过世的美国学者孔飞力所著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中译本(下文简称《他者》,引用只标页码),另外一部就是著名华人学者王赓武的《天下华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两部著作存在很大的不同,《他者》是一部整体性强、造诣精深的史学著作,而王著则是一部多年研究所积累的论文合集。作为海外华人的一员,同时也是一位阅历丰富的文化学者,王教授本人擅长于理论与概念的梳理,同时对海外华人的感受有着非常深切的理解。

而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西方学者,孔飞力更重视海外华人历史整体研究,“大历史”、“大叙事”的特征十分突出。他特别强调了海外移民史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移民是中国近现代史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至少从16世纪以来,中国史就不能不包括海外华人史,而海外华人史也同样不能不结合中国史,唯有如此,方可成其为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前言》第5页)这种宏观观点与研究取向,涉及整个中国史乃至华侨史的学科建构,应该能给有责任感的中国学者不小的触动,特别是在史学研究广受“碎片化”诟病的当下。感动之余,不免充满期待与好奇:华侨华人史研究最早兴起于民国年间,即二十世纪前半期,迄今成果相当丰硕,著述如林。我们很想知道,一位西方学者将如何重新再现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解读这份由无限挫折与磨难所凝结而成的沉重记忆呢?

　　为了帮助理解海外华人的不同境遇,孔飞力根据迁入地的不同进行了区域性的类别,提出了“殖民地”与“移民社会”的差异。“华人移民在殖民地的生存环境与他们在移民社会的生存环境存在天壤之别。殖民地包括东南亚(尤其是荷属东印度)、加勒比地区以及秘鲁;移民社会则包括北美和澳洲。”(199页)这自然给了我们解读这部著作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二等公民”论

关于中国华侨史研究的上限与下限,业已问世的几部华侨华人史重要著作似乎并不完全一致。多数学者将中国海外移民史的发端,上溯至中国海外接触与交往的历史,或中西交流历史的开始。如温飞雄《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书馆1929年版)、李长傅《中国殖民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以及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等。这样的历史前后要在两千年以上。其基本依据便是中西交通拓展,以及航海技术的进步,为海外移民创造了机遇与可能性。

因此,张骞、班超等人探访“西域”,法显前往印度求法之历程,同样被视为海外移民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这种说法虽不无道理,对某些区域的移民(如向越南等国的移民)无疑是正确的,但总体而言未免有些疏阔,交往史与移民史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此,温飞雄又将南洋华侨的历史缩短至一千年,即从唐末黄巢事变作为首次大规模海外避难移民潮的***。而陈里特《中国海外移民史》(上海中华书局1946年版)与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则直接将中国向海外规模性移民的嚆矢与肇端,定在了唐代。

而前此时期的移民活动仅仅视为尝试性的先导,而唐代正是中国在海外影响大为扩展的时期,后来,海外人士习惯上将来自中国的移民称为“唐人”,正基于这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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