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的风风雨雨告诉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海上力量的复兴，强国必须强海。

中国人很早就跟海洋打交道，我们的先民早在几千年前就“以舟为车，以楫为马”驰骋海疆。即以福建沿海为例，曾记否，宋元时期泉州港“涨海声中万国商”是何等辉煌？明初郑和船队下西洋时，就是浩浩荡荡从福建长乐太平港扬帆起航，时光已逝600年，我们似乎仍听得见他们的脚步声和他们与大海的搏击声。早在明以前，中国人就开辟了中琉航路，正是在这一航路的开辟过程中，中国发现了钓鱼岛，并把她纳入自己的版图。在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上，有一个漳州人异常风光的时代，那就是漳州月港大航海的时代。月港通过马尼拉大帆船把漳州人的贸易之路伸向美洲，伸向欧洲。甚至连清初“迁界”“禁海”最严厉的时侯，仍然有郑成功的船队游弋在东洋和西洋，中国人驾驭海洋的本领，令早期荷、西殖民者自叹不如、甘拜下风。

1840年，那场臭名昭著的以鸦片贸易为借口的中英战争，拉开了仍处在封建社会滞后不前的中国与先进的西方列强正面决战的序幕，一个拥有4亿人口，100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文明古国，竟然在只有数十条军舰，不足一万人的英国军队面前，毫无还手之力，香港被占领，广州被攻打，舟山被夺，镇江陷落，英国军队直逼京城。令人耻辱的《南京条约》就这样签订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冲突，从海洋开始了。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尽管中国靠海，并在古代可能有着发达的航海事业，但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

当然，中国历史上后来发生的事，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有识之士左宗棠看到了问题所在，他上奏朝廷说：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这两个“不可”便导致了福州船政局的诞生。

1867年7月18日，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一职。船政局初创，百事待兴。沈葆桢聘用了许多洋匠，并筹措经费，从国外进口成套的设备和主要材料。中国要真正强大，就要向海洋发展。向海洋发展，就必须深入海洋，拥有先进的海船是必不可少的。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船政局的第一艘轮船正式建成下水，取名“万年青”号，这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走上海洋强国的第一步。

在“船政的根本在于学堂”的思想指导下，福州船政学堂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海军军事技术人才的学校，它的建立，不仅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军事教育的兴起，也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兴起。那时，清政府通过派遣留学生扩大人才培养的途径，目的在于“以中国之已成之技，求外国益精之学”。

经历了1874年的台湾事件后，船政大臣沈葆桢提出：“不战屈人，海上上之策。但我必有可以屈人之具，而后人不得不为我屈。”屈人之具，就是海上力量。晚清时期，清朝统治阶层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根本没有向海洋发展的眼光，因而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海洋发展方面采取任何行动。作为极力主张向海洋发展的代表人物，沈葆桢的海洋发展观必然要与传统的思想发生冲突。海防塞防的论战，造船停厂的较量，台海电线架与不架的选择，历史的天平最终都倾向沈葆桢一边。历史证明，沈葆桢的海洋发展观在不断地发展和丰富，为此，沈葆桢提出的造船、购船、组建近代海军，加强海军人才培养等一系列主张，不断地发展中国人的海洋竞争力，让中国人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海权，维护自己的海洋利益，让那些肆虐的海上强盗不得不为我中华民族“屈”。

今天，伟大的中国人民，向海洋挑战，向海洋呐喊。在向海洋发展的道路上，回眸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我们依稀看得见先行者们那气宇轩昂、步伐矫健的身影，看得见他们建设海洋强国的自信和豪情。

（作者为清代海洋史专家、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