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谭洪安

大明与后金的“抚清之战”爆发前30年，即1588年，在登州城内的家中，明朝一代名将戚继光，贫病交加，黯然辞世，时年不满60周岁。

戚家世居登州卫，祖辈皆为职业军人，戚继光之父官至都指挥，总管山东备倭军事。父亲去世后，年仅十六岁的戚继光世袭从军，后考中山东武举乡试。赴京应试期间，恰逢蒙古首领俺答汗围困北京城的“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发生，戚继光应召参加守城，表现极为出色，遂以“国士”知名。

三年后，戚继光升任当年父亲的都指挥职位，同样主管山东备倭军事。他“振饰行伍，整刷卫所”，军容极为严整，山东沿海防务稳固，“倭寇”莫敢来犯。

当然，那时候“倭寇”多侵扰江浙一带，不到山东，还有一个原因是“登州地旷人稀，鲜富户……又无渔船客船可拿用，故倭不走登州也”。

原来，宋金两代直至元朝，登州一带的山东沿海，无论官方海运还是民间的海上贸易，本都甚为活跃。但元末以来，山东沿海原始森林砍伐殆尽，造船业所需木材日渐短缺，本地工匠难以制造大型海船。所以，来往山东半岛的大海船多为南方制造，也由南方水手驾驶，造船水平下降，大大限制了山东海民远洋航行的范围和能力。

另一方面，明洪武末年实施严厉海禁，永乐皇帝又大力开发漕运，山东沿海诸港失去政府支持，发展停滞，海民们也不像东南浙闽粤一带那样民风彪悍，敢于犯难违禁，海上贸易日渐萧条。

“倭寇”侵扰沿海港口商埠，主要目标就是劫船越货，登州等地经历长期海禁，船、货稀少，经济已渐落后，他们自然也不感兴趣了。

于是，明廷调戚继光南下，跟随浙直总督胡宗宪围剿江南“倭寇”。他一手训练的戚家军，为当时装备最好、战法最现代化、战斗力最强的新军，经过近十年战斗，全面平定浙江、福建境内的“倭乱”。

从今人眼光来看，所谓“倭寇”，成分复杂，相当一部分是迫于明朝一刀切的海禁政策，不得已“下海”的徽州及闽粤海商。他们纵横海面，亦盗亦商，因受到明廷持续打击，只好以日本长崎等地为大本营，也与一些日本武士、浪人（名副其实的“倭”）为伍。此所谓“三分真倭，七分假倭”是也。

在当时情势下，戚继光及其戚家军，作为国家供养的军人，视屡屡犯境、烧杀抢掠之“倭”如寇仇，必歼之而后快，当然值得嘉奖。

但明廷长期实施不合理的海禁政策，封锁民间贸易，***，制造“倭寇”，乃逆大航海时代世界潮流而动之举。导致所谓“抗倭”，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耗，多少有一些时代悲剧的意味。

功成名就的戚继光，后来受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的冤案牵连，被诬陷夺职，不得不回乡养老，落寞离世。不知他闲居家中的最后岁月里，有没有偶尔想过，后人对他一生引以自豪的功业，会有一些疑惑，乃至一声叹息呢？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撰写，感谢山***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赛时研究员、蓬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蔡玉臻秘书长、《今日蓬莱报》刘西存副总编辑的支持，广东碧桂园[-0.55%]集团蓬莱项目部也为采访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