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海洋报

“大航海时代”与“地理大发现”

所谓“地理大发现”最初是指1492年由哥伦布开始的，达伽马、迪亚士、麦哲伦等航海家在欧洲以外地区所进行的地理探索。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地理大发现”等用语频繁地出现在全世界各国的中学教科书中，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世界历史教科书也不例外。其实，类似“地理大发现”等所谓的各种“发现”，都是站在以欧洲为中心的立场上的，因为只有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关于美洲和东方的这些知识才是全新的。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学者首先提出“大航海时代”一词，台湾学者亦认为此词较之“地理大发现”要更“中性”和“温和”。笔者认为“大航海时代”这一用语比较合理，建议中国所编的中小学教材，都将“地理大发现”替换为“大航海时代”。

“大航海时代”使东西方地区隔离的状况开始解体，西方和东方分别跳出地中海和东亚海域的局限，面对了整个世界。“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海陆知识的范围空前拓展，东西方传统的地区性海上贸易，由此演变为面向世界市场的全球贸易。文明舞台限于亚欧大陆的格局归于终结，东西方开始进入了一个互相认识的全新时期，文明的冲突与交融渗透到了全球的各个空间。

郑和下西洋改变“大航海时代”前东西方交流特征

以欧洲人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开辟全球海上新航路的第一幕。

早于哥伦布远航87年的1405年，郑和第一次奉使出洋，之后连续7次下西洋。其中，第4次~第7次下西洋，到达的地区比前3次更远，由东南亚、南亚，拓展到西亚和东非，1416年底到达东非海岸，即今天的摩加迪沙还有索马里境内。这较之元代中国帆船经常出入的肯尼亚沿岸，又大大跨进了一步，到达了前人所未知之地。可以说，郑和下西洋也有着寻找和开辟新航道的意义。

“大航海时代”之前，东西方交流的主要特征，一是交流的范围是区域性和地方性的，如东亚区域、地中海区域；二是交流的主渠道是陆路而非海路。陆上交流主要依靠骆驼、马、人力，海上航行基本上是近海航行。海上交流只是陆上交流的补充，航行线路都表现出对陆地的强烈依附性。

而郑和下西洋已经开始部分改变这种特征，不仅改变了以陆路为主渠道的交流方式，也部分改变了长期以来所实行的近海航行，在印度洋采取了远洋航海，不仅横渡了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同时也创造了横渡印度洋直航非洲的纪录，可见郑和下西洋已体现出“大航海时代”的某些新特征。

郑和下西洋留给全球航海史的遗产

有人以为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但终究昙花一现，未能在中国开启一个新时代。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郑和下西洋都给后世的航海知识史和全球航海史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它连接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往返于东南亚、南亚与阿拉伯诸国之间，积累了丰富的解决和判断船舶的地理位置与航行方向的经验。

船队中有专门放置指南浮针的针房，负责使用罗盘，以及按照针路指挥行船的技术人员。船队通过各色旗语进行联络，以吹号、敲鼓、放炮互通信息，夜间通讯则采用灯笼作为联系方法，还通过训练信鸽建立起与本国之间的传递信息的系统。

在遍历东西洋的过程中，郑和船队对航经各地洋面的深浅、海水的颜色、海洋生物、海底情况和潮汐涨退，有了精确的测量和认真的观察，留下了关于太平洋、印度洋多方面的海洋知识，为后世认识海洋、利用海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郑和航海图》是中国最早不依附于航路说明而能独立指导航海的地图，该图涉及大陆和岛屿岸线、浅滩、礁石、港口、江河口，沿海的城镇、山峰，陆地可作航标的宝塔、寺庙、桥梁，航线及其方位等，对于沿海各个地区的海洋形势，航向、航程、航道深度该图都相当详细的描述、标注，此外还配置有天文导航专用的“过洋牵星图”。该图是代表前大航海时代世界最高水平的航海图，为后来航海图的绘制提供了范本。

郑和第4次下西洋访问过的莫桑比克沿海，已到达南纬33度以南接近好望角之地，没有郑和所开拓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路，欧洲人无法这么快到达中国。正是郑和下西洋为16世纪~17世纪数以千计的西方传教士的直接来华做了交通上的准备。传教士所带来的海外世界的新内容，也为明清中国人重新理解世界、认识海洋奠定了基础。郑和下西洋为“大航海时代”新航路的全面开通，开辟了太平洋至印度洋航道，加快了通过海路将全球联成一个不可分割整体的速度。

“大航海时代”尽管是以西欧为中心的航海探险活动，但其影响却是全球性的。航海探索使人类知识空前地拓展，人类呈点状分布的已知世界，由此而相互衔接，形成了面状分布的已知世界。在我们聆听雄壮的“大航海时代”主题交响乐时，请倾听由郑和下西洋吹响的这一交响乐的前奏曲。

（作者邹振环 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郑和研究中心研究员兼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