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基·亚拉巴马号船员得知船长菲利普斯获救消息后欢呼庆祝，中间穿米色衣服者为大副辛恩·墨菲。

亚拉巴 马 号 船长 菲 利 普斯 获 救 后向 班 布 里奇 号 驱 逐舰 指 挥 官致谢。

4月11日，马士基·亚拉巴马号停靠在肯尼亚港口蒙巴萨。

南方都市报12月6日报道 4月8日，索马里海盗登上了美国商船马士基·亚拉巴马号，接下来的12个小时，船员和海盗开始了斗智斗勇的较量，最终夺回了他们的轮船。本文是大副辛恩·墨菲的叙述。

4月8日，凌晨3点45分

像平时一样，我提前到了看守室。船长理查德·菲利普斯已经到了。这绝非好迹象。几小时前，他才下令说：“经过今天的时间，已经无需说明我们现在到了哪里，应该要做的是什么———提早观察，警报。我们进入了暴徒的水域，周围看不到护航船只。保持警惕。如果发现可疑情况立刻通知我。”

大约在12小时前，一群海盗乘坐三艘小船追逐了我们一段时间。海浪很大，两艘船先后放弃了追逐，最后一艘一直尾随到距离我们只有1英里，最终也放弃了。

现在，我们的雷达上又出现了一个可疑的黑点。航海对讲机里传来叫声：“停船，停船。我们是索马里海盗。”我猜这大概是他们的风格，厚颜***地宣布他们要袭击你。

我们的船加快了速度，略微改变航道，海盗很快被远远甩到后面。不足1小时后，他们的船离我们已经有24英里，超出了雷达追踪范围。

早晨6点30分

摆脱海盗后下去休息的船长菲利普斯又回到了船桥上。像平常一样，他在准6点30分上来喝咖啡。每天都是这个时候，可以精确到秒。6点48分，我在雷达上发现了一个模糊的阴影，大约在3.5英里之外。我抓起望远镜，发现一艘带着外挂引擎的玻璃纤维快艇向我们开来，船上有4人。我放下望远镜，太阳已经升起，海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海盗们的速度极快，很快只用肉眼就能看见。他们在母船上一直保持在雷达距离之外，然后改乘快艇突然靠近，让我们猝不及防。

我们的时速是18海里，而海盗的小艇时速26海里。最近的美国海军护航船只在400英里之外。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感觉：你被360度的海水包围，孤立无援，一艘满载匪徒和枪械的快艇正在步步逼近。

那样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只能应战。我返回甲板上，朝快艇发射了两枚红色的降落伞照明弹。我并不期望它们能起什么作用，但海盗擅长出其不意，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他们。

上午7点13分

该死的海盗发起了攻击———很反常，但又不怎么让我觉得意外。我有时会想，大海就是我的宿命：我生于1975年6月12日，也是美国商船学院建校200周年的日子。我的父亲是一名船长。开始时，我在船上担任厨师，一步步做上去，后来取得了马萨诸塞州海事学院的文凭，在此次出航前我递交了申请书，竞争船长职位。后来真的到了另一艘船上做船长，不过那是后话。在此次途经海盗水域的航行开始前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甚至在自己的Facebook页面上写道：“评价一个男人要看他在危机面前的表现。”我想，现在，考验我的时间到了。

在去主甲板的途中，警铃大作，***一长一短，一长一短间隔———表示安全受到威胁。我扯着嗓子大喊，“这是真的！不是演习！各就各位！”

紧急情况下有两个集合地点。一个是在我的办公室，另一个是在厨房对面的主甲板上。从聚集在我办公室的8个男人的表情上看，他们害怕了。我也害怕，但还得准备战斗。我挥拳猛击墙面，大喊大叫，好让自己兴奋起来。水手长威尔·里奥斯把我拉到一边轻声说，“冷静点儿，用你的脑袋。”

他是对的。作为大副，我是大家效仿的榜样，是他们的领导。我意识到，必须想办法解决目前的问题，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杀开一条出路；因为我们一把枪也没有。

公司政策禁止拥有武器，因为如果船上有武器，保险费用就会暴涨。这也是为了保护船员。假如意外射杀渔民，你可能在也门的大街上被人捆起来处以私刑。但我可以发誓，假如我们现在能够放几枪警告那些家伙，他们可能会调转船头，去对付下一个“软柿子”。

警报响过几分钟后，我们从随身对讲机里听到船长菲利普斯的声音：“开枪了！开枪了！”海盗们从快艇上朝我们射击。14名船员朝驾驶室跑去。那是轮机舱内的一个隔间，被我们加固成了安全房。事实上，就在昨晚，工程师刚刚焊接完安全房的顶部舱口，以便能从里面上锁。另外4人———船长菲利普斯、三副科林·莱特、两名水手“提款机”·里扎和克里夫·拉科恩———留在船桥上。最后剩下我和首席工程师麦克·佩里。我们告诉船长，我们准备四处转转。我脑袋里还没有一个计划，只能先收集信息———任何信息，只要能够阻止我被海盗劫持在索马里扣押几个月，或者葬身海底。

我关上办公室的门，拉了一张桌子抵在背后，然后又扔上去一张椅子和一包准备装在船沿上放置海盗登船的铁丝网。几分钟后，我听到外面甲板上传来枪声。我想，他们大概想用子弹开路。我抓起一个扫帚柄，掰成两截。***怎么回事？我自言自语。这些家伙已经开枪了，而我还缩在办公室里拿着扫帚柄？

结果他们并不是冲我来的。海盗们正朝上了锁的梯子开枪，想要登上船桥。

对讲机又传来船长菲利普斯的声音：“他们上了船桥。他们占领了船桥。”

我爬到A甲板上，靠近船尾凸起的部分。由于有船员舱和饭厅的遮挡，上面的人看不到我。我听到很嘈杂的喊叫声，决定先找个地方躲起来。我下方的主甲板上有一条连接所有货舱口的通道，可以走遍整条船。我知道堆积如山的货物集装箱能够成为我的掩护，但是我们装的货物不多：最近的5号舱口的集装箱堆了4层，最远的1号舱口也堆满了集装箱。但是中间有300英尺的开阔空当，毫无掩护。只能拼了命地快跑。

我的黑色T恤已经被汗水湿透，这本来是我的睡衣。我在亚拉巴马号上已经待了1年，对上面的每个犄角旮旯都了如指掌。每次在甲板上跑步时，我都想到了海盗。因此，在头脑里我已经跑了那生死攸关的300英尺上百万次。准备行动的时候，时间似乎停滞了。我想到了祖父，我还包着尿布时他就把我带到了他的捕虾船上。他在二战时头部中弹，留下严重后遗症。我告诉自己，我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深深吸气，理清头脑，冲到主甲板上，开始狂奔。抵达船头货舱时，迅速躲到了集装箱后面，气喘吁吁。没有枪声，没有人看见我。

喘匀气了后，我开始向左舷靠近。我看见海盗的快艇停在靠船体中央的部分。上面留了两个人，光着脚，身穿皱巴巴的T恤，端着A K -47.我通过对讲机把看到的情况告诉船长。两名海盗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但未必懂我们说的是什么，船长的语速甚至比我还快。我们都来自新英格兰，所以可以用波士顿俚语交流，这些家伙绝对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我让船长告诉海盗说船上只有19名船员，他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图。把我排除在外，这样海盗就不会去寻找第20个船员。这样我就能继续四处查看，直到找到对付海盗们的办法。

早晨8点30分

两名海盗登船后，20分钟过去了。科林·莱特和“提款机”·里扎正朝左舷走去。一名海盗用A K -47指着他们的后背。他正强迫他们修好引航员用的绳梯，好让快艇上的另外两名海盗也爬上来。

我觉得轮船突然向一边摇晃了一下，然后又晃了回来，偏离了原来的方向20度。我知道发生了什么。首席工程师，随和的大个子得州人马特·费希尔正在驾驶室拨弄方向盘。他试图阻止另外两名海盗爬上绳梯。海盗还是爬上来了。但是，他们的快艇也被轮船激起的海浪弄翻了。我看着它慢慢飘远。也许我们成了人质，但是海盗们也别想从船上离开。他们也被困住了。

之后，甲板下的船员关闭了一切———引擎、电力、所有一切。亚拉巴马号慢慢地停了下来，静静地漂浮在海上，像一艘幽灵船。

早晨8点45分

甲板上有两台起重机，船头船尾各一台，是用来搬运货物的，高100英尺。如果爬上去应该能看清船桥上的一切。爬进起重机驾驶舱后，我打开头顶的一扇门，爬到顶端，藏在一堆巨大的缆线后面。海盗们看不到我，但我能清楚看到船桥上发生的事情。

大约半小时后，麦克·佩里也爬到起重机上和我会合。他大约60岁，但看上去只有40多，身材瘦削，精明，是个虔诚的***徒。我猜信仰让他显得很镇静。

麦克和我给对讲机设置了另外一个频道，这样海盗就听不到我们的对话。然后，我们开始制定计划。我这辈子反复被灌输的一个观念是，“美国政府不和绑匪谈判。”我也不准备坏了这规矩。

但正是大白天，面对4个手持A K -47的坏蛋，我们也干不了什么。于是决定等到天黑，然后再想办法发起突袭。

早上9点

天已经大亮，空气似乎静止了，太阳升高了一些。气温已经接近32℃，又将是炎热的一天。在起重机顶上趴了1个小时，我们已经汗流浃背。想来安全房里的船员们更不好过，那里的温度至少比外面高10℃，而且几乎没有通风。

约9点钟，麦克决定下去看看是否能给安全房的同伴们送点儿水。他选择了甲板下的一条通道，在天气恶劣的时候，用这条通道可以去船上任何地方，且不会淋雨。现在，借助它，麦克和我能悄悄去任何地方。

我在起重机顶上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已经开始脱水。我决定换个地方，也跟着进来通道，然后从船尾靠右的一扇舱门钻出来。我从水手长办公室找了个消防头套，戴上去就像忍者，我寻思着也许能让自己显得唬人一点儿。此外，它还能遮挡太阳。然后，我拿了一卷胶布，几把可当作武器的凿子，把东西***袜子里。

我又从通道返回起重机，路上通过对讲机听到船长菲利普斯说，“他们想要见到人，情况很严重。”

后来我才知道海盗们为什么变得惊慌。海盗们让三副科林·莱特去把其他船员带来。可他们并没有派人跟着莱特，于是莱特乘机躲了起来。久久不见莱特返回，海盗们又把舵手和他们的一个人也派了下去，两人依然一去不复返。时间在流逝，“如果5分钟后他们再看不到人，”船长在对讲机里说，“他们就要开枪杀人了。”

但是他们没有说暗语。在类似情况下，如果船长说，“出来”，或者，“警报解除”，说明他可能遭到胁迫，而事实上他并不希望大家出去。

麦克·佩里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干掉一人。”

我突然感到像打了鸡血一样有劲。他们已经把押舵手下甲板的海盗解决了，在黑暗的通道里发起突袭，用缆线把他捆了个结实，堵上了他的嘴，把他拖回了安全房。直到那一分钟，我还以为我们没救了。但是，突然之间，就好像拦截了对方的一次突然进攻，形势大逆转。在那一刻，我们反守为攻。

我亢奋起来。放弃了起重机顶端的位置，决定去安全房看看。在甲板上有个小门，下去约12英尺就是安全房，大小仅仅能容纳一人。我打开门，看到肯·奎恩、威尔·里奥斯和第二工程师迪克·马修斯正抬头看我。他们看上去情况很糟。“我们快要闷死了，”其中一人说，“里面没有水没有空气。”

我把办公室里的一箱雪碧给他们搬了来。有人还要医药包，于是我又溜进医务室，给他们弄来。

我记得救生艇上有台甚高频无线电，可以用来发求救信号。于是我放下补给品，去找救生艇。救生艇长30英尺，像个巨大的亮橙色的橄榄球。我爬了进去，开始寻找。所有设备关闭后，轮船安静得出奇，这意味着声音和脚步声能够传得很远。我听到船长菲利普斯走来的身影，他后面还跟着一个赤足持枪的海盗。

我听见他说“那里面没有人。”他们就在救生艇外面。我迅速躲藏到一个座椅后面。刚藏好，船长的头就从船沿边冒了出来，紧跟着是海盗的头“看到没？这里没有人。”

我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远去。仍然没有找到无线电，但我记得船长室里还有一台。那是在4层甲板之上，位于船尾，这么长的距离很容易被发现，但我别无选择。

我成功潜入船长宿舍。保险柜已大开，一个空钱袋被丢在地板上。海盗们拿走了现金，大约3万美元。我抓起船长的无线电和手机，然后匆忙留了张字条，“船长，我们在驾驶室抓住一个。我开启了epirb（紧急无线电示位标，它会向过往船只发出求救信号，准确告知遇难船只的位置），拿走了你的无线电。”然后，我把字条和其他纸张混在一切，散乱地放在他的书桌上。我估计海盗看不懂英文。

下午1点

我爬回起重机顶端，准备通过甚高频无线电发射求救信号。问题是，船桥上的无线电用的是同样的频道。不管了，无论如何信号是要发的“救命，救命，救命，这是马士基·亚拉巴马号，美籍货船，美国船员。我们被4名索马里海盗劫持。附近的船只请通过16频道答复。”

船桥上的海盗们盯着无线电。

我不断重复着呼救，一名海盗对着无线电问“谁在呼叫？”

我想了一分钟说“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伙计，现在我掌握了船只，如果你还想见到你的朋友，就和我谈。”

“去***。”

“不，是去***，”我说“你们现在可以离开了。用救生艇，带走你们抢的钱，但这是一艘美国货船。”

“去***。”

“你们麻烦大了，”我说，“奥巴马要剿灭你们。”我知道他们的英语不太好，但每个非洲人都知道奥巴马。

“去***奥巴马。”海盗回答。

下午4点

3个漫长的小时过去了。我拿着无线电耍弄了一阵，尝试用浓重的南方口音讲话，“马士基·亚拉巴马，”我说，“这是一艘联盟军舰。我们收到你们的信号，正赶往你们所在位置。”这是船长菲利普斯教我的一个花招，假扮别人和自己说话，让海盗以为海军军舰即将赶来。

借用蹩脚的卡通片剧情，我想要吓唬他们。大概这个计策管用了。船长的声音从无线电里传来。海盗打算坐我们的救生艇离开。他们只想把同伙要回去。

当船长带海盗去了甲板下面，麦克·佩里和我上了船桥。我拉下头上的面罩，直直地盯着他们。一名海盗对我说“我是索马里黑手党。”

我拉起自己的袖子，给他看我的文身“我也是。”

3名海盗和船长上了救生艇。海盗通过对讲机说，他们需要燃料和补给品。我用绳子把燃料放了下去，顺便好好打量了一下海盗。他们看上去很平静，几乎称得上放松，一边还抽着香烟，面带微笑，像是在说，“我们得不到300万美元的赎金，但已经拿到3万美元，也算小有收获。

我转身回去给他们找水和食物。1分钟后，船长菲利普斯说，“引擎故障。”我伸出脑袋，看到他们在海上毫无生气地漂着。引擎没能发动。

我们几个人开始准备另一条救生船。水手长威尔·里奥斯自愿提出，由他把船交给海盗。工程师约翰·柯罗南先上去，确保设备工作正常。柯罗南检查完毕说“嗯，看上去不错。”我让他返回货船。

“我不下去，”他说，“我也要跟威尔去。”

他决定跟着里奥斯，以防万一。这样他们和海盗的人数一样，如果发生意外比较势均力敌。水手们总是患难与共。柯罗南交给我一张他女儿的照片“如果我没能回去，”他说，“告诉我的孩子，我爱她们。”然后我把救生船放了下去。

从某方面说，水手就像和大海结了婚，不得不把家人留在岸上。因此，船员们很快成了你的第二个家庭。这样的牵绊多数人无法理解。这就是为什么麦克·佩里和我会冒着被抓的危险给安全房送水和食物。我无法想象困在那样狭小空间里，只能欺骗外面的同伴想办法把他们解救出去，那样的绝望我无法想象。让我自豪的是，我没有让他们失望。我知道如果交换立场，他们也不会让我失望。

晚上7点

太阳即将沉入海面。救生船已放到了绳梯最下一层。一名海盗一直用A K -47指着柯罗南、里奥斯和菲利普斯。他们没有机会反击。我们把第4名海盗扣留下来，一个叫阿卜杜瓦里·穆斯的孩子。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海盗把菲利普斯扣为人质。我告诉船长，一旦救生船准备就绪，他就沿着绳梯爬上来，与此同时，我们把穆斯放下去。

“不，”船长说，“他们出发时我会跳进水里。”

“不，不，”我说，“你上来，他下去。同时交换。”

我以为看到他点了头。但就在那时情况开始失控。

“船长，你准备好了吗？”我大喊，“我把他送下去。”穆斯下去了；柯罗南和里奥斯爬上来。“O K，”我对船长说，“现在站到绳梯上。”可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海盗用枪指着他，“船长，”我大喊“站到绳梯上！”

“我只是教他们怎么驾驶船。”菲利普斯回答。救生船的舱门被关上了。后来船长告诉我，关门后海盗们立刻就把他扣押了，我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被海盗算计了。救生船缓缓开走，我们依然希望转一个圈后，他们依然会把船长送绳梯边。但是，我们和救生船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命令亚拉巴马号紧紧跟随它们，我跳到船桥上，我们的探照灯紧盯着救生船不放。我们联系上了一条联盟军舰，我用无线电请他们派飞机追击海盗。一家喷气战机压着海面飞行，估计距离海面不过30英尺。海盗们肯定吓坏了，但他们并没有减速。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紧急情况下暂时成了代理船长，在你能想象的最糟糕境况下。在那时，我们仍然以为，船长菲利普斯还可能跳船。我们发射的一枚烟幕弹撞上了船舷，防火警报大叫起来。船桥上电话响个不停。半岛电视台、CNN、NBC、ABC和凯蒂·库里克（NBC新闻主持人）都打来电话，似乎全世界的记者都得赶在那个时候采访我们。晚上9点，天完全黑了。目标开始在雷达上时隐时现，甚高频无线电里传来索马里土语和东欧口音的对话。其他的海盗劫持了外国水手，迫使他们追击新的目标。“我们来了，”他们在无线电里说“我们有母船正赶来支援。”

4月9日，凌晨1点

我们追了救生船6个小时，终于听到菲利普斯船长的声音。他用无线电说，如果我们停止追击，海盗也会停船，然后，等天亮再谈判。

“告诉他们，他们可以上我们的船上来，”我回答，“告诉他们，‘把武器放下，我们会提供食物，并把他们送回索马里。’”

他回答说，海盗不愿意，他们不愿放船长。布里斯班号驱逐舰赶来了，海军希望我们离开这片危险海域，继续驶向蒙巴萨。船运公司也希望我们继续前进。我不想丢下船长，但是全盘考虑之后，发现这是正确的决定。接下来，海军会照顾菲利普斯船长；而我必须守护亚拉巴马号和它的船员。

我们载着海军的保安队启程朝肯尼亚驶去。所谓的保安小队并非正规战斗部队，大多是厨师什么的，军队也人手紧张，几乎都还是孩子，但他们至少有武器。

黎明再度来临时，船员们都已精疲力尽，精神紧张，还得在危险水域行驶一段时间。我把所有人，包括海军水手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

“我们接到未经证实的报告，”我告诉他们，“这些海盗大批在北面和西面调动军队。看来，海盗们似乎是想要向美国新一届政府炫耀一下实力。我们就像他们的小白鼠。”

船员们纷纷点头。

“还有12个小时就能离开这片地狱般的水域。”我说，“我会竭尽所能，让这艘船安全进港。不愿帮忙的，请靠边站。”我停顿片刻，“看看你身边的人。信任他，他也会同样信任你。我们有的，我们只能相互依靠。”

我们平安抵达蒙巴萨，一路风平浪静。虽然散乱的肯尼亚海军并没有如约来护送我们。每抵达一个港口，看见海军军舰，我就会想，这些家伙怎么还停在这里？为什么不去搜寻海盗？

我们在蒙巴萨等待海盗和海军的僵持结束。我们扣下小海盗阿卜杜瓦里·穆斯去了班布里奇驱逐舰担任谈判翻译，这救了他的命。僵持第4天，海军***手同时干掉了救生船上的3名海盗，菲利普斯船长安全获释。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在船上大开扩音器播放《亚拉巴马，我美丽的家乡》，还发射几枚信号弹以示庆祝。

船长在4月12日复活节当天获救，我不知道是否仅仅是巧合，但我知道有很多人为我们祈祷。

我总觉得冥冥中有人在保护我们。也许是威廉·班布里奇的在天之灵。班布里奇号驱逐舰因他得名，1803年，在突尼斯海域，他也曾和海盗战斗。他被海盗扣押为人质长达两年，发誓要复仇雪恨。看来，他终于得偿所愿。我很荣幸能帮上一点儿小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