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专稿/记者 赵何娟】在征求意见稿中最具突破价值的政策之一，第二船籍登记制度，预计不会出现在即将获批的上海“两个中心”建设方案中。这是《财经》记者近日从接近航运管理部门的人士处获悉的。
今年1月，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委书记***在参与关于推进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专题讨论时曾透露，“两个中心”建设方案迟迟难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因为对于第二船籍的认识，中央还存有顾虑。
上述接近航运管理部门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第二船籍登记制度在经过中央部委几轮商议与修改后，目前已经从调整后的方案中消失；除了第二船籍登记制度，其他多项关于金融与航运联合推进的政策恐也难以获准。
期待“游子回归”
早在2006年，上海市港口局牵头成立课题组，进行题为《我国在上海设立第二船籍制度的可行性研究》的专项评审，评审结果认为，实行第二船籍登记制度，营造中资“方便旗”船舶“游子回归”氛围，对推动中国从航运大国走向航运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第二船籍，就是在不改变原有船籍登记制度的前提下，面向本国船东，新设与“方便旗”制度类似的船籍登记制度。对上海而言，这一制度的意义主要在于吸引挂“方便旗”的中资船舶回上海注册。
由于海运的国际性特点，船舶可以自由选择到其他实施开放登记制度的国家登记，俗称“方便旗”登记。一些实行“方便旗”登记的国家往往缺乏完善的船舶安全监管制度，只对船舶收取少量的登记费，悬挂其旗帜的船舶因此能够获得诸多经营便利。
中国税种繁多，从国外购买的或者产于国外的船只若要到国内注册，首先需缴纳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大概需占船只造价的27.5%；注册之后，还需缴纳营业税、车船使用税、城建税、印花税等诸多税项。而在海外注册的“方便旗”船只，这些税费几乎都可减免。
一位业内人士估算，一艘造价1亿美元的船如果在国内注册，如果不算有关的优惠政策，正常缴费达3000多万美元。而船舶航运风险高、运营成本高，利润却并不高。
此外，中国原有的登记制度还对雇佣船员的国籍与培训有着严格的规定，这在中国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类似。发达国家对于劳工保护更为严格，硬件设备定期维护、检修、更新的标准也颇高，为了节约运营成本，诸多船队宁愿选择“方便旗”。
目前，中国远洋船队有56.5%在境外登记注册、悬挂外旗经营，使得中国政府在航运安全、税收、管辖等方面存在盲点。
2007年7月，中国在上海、天津、大连试点，实施中资国际航运船舶特案免税登记政策，鼓励悬挂外旗的中资船舶回国登记。
据悉，特案免税登记政策明确规定，凡是按照规定回国登记并悬挂中国国旗的船舶，从2007年7月1日起，两年内申请办理报关进口的，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申请船舶可选择上海、天津、大连为船籍港办理船舶登记手续。
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生导师真虹撰文指出，目前制约中资船舶顺利归国的因素较多，总的来说还是政策不够具体，特案免税登记制度仅立足于“就登记论登记”，点是突破了，而面上应给予的航运企业更广泛的优惠，却无法落实。
知情人士透露，2008年夏，中央政研室两个相关负责人就曾到上海港组织调研，上海市港口局相关负责人也多次到北京沟通，逐步达成一致意见，只有建国际航运中心综合实验区，才能解决与江苏、浙江等周边港口的错位竞争问题，实行第二船籍也是上海向第三代航运中心转型的现实需要。对此，中央也高度重视，要求尽快上报政策方案。
在2008年8月成型的《关于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中第三条明确指出，拟在上海洋山港建设首个国际航运综合实验区，包括建设启运港和第二船籍登记制度。
彼时，航运业内人士认为，有了这两个制度的支持，上海洋山港的政策自由度将超过内地其他港区，并直追香港。
争议第二船籍
接近上海航运管理部门的人士分析，中央之所以对第二船籍登记制度有所顾虑，一方面是因为管理和决策部门缺乏相关专业人才，难以作出利于风险控制的专业判断；另一方面对于其他国家相关政策情况尚未把握清楚，目前业内对于第二船籍登记制度的看法也存有分歧，而相关综合配套政策即使推出也还处于试验阶段，“可能从时机上来说还不够成熟。”
据了解，国内其他竞争性港口例如天津、大连也在研究有关政策，但是中央对此颇为谨慎。
有业内人士透露，今年1月，上海有关部门就已经开始建议在浦东小范围内试行这一制度，但应者寥寥。
中国船级社上海规范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慧芳认为，要分清楚在洋山港注册，并可以享受退税、江海直达等优惠政策与同时在两国注册之间的区别，这与船籍港的登记是两个概念，一艘船拥有两个“国籍”，挂两面国旗，在国际上很难符合游戏规则。“洋山港建立国际航运试验区，探索船舶登记制度，船舶吨位费用、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要注意与国际惯例衔接。”
在相关配套政策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推行第二船籍制度之后的风险控制如何进行，是摆在管理者面前最严峻的问题。
相关配套政策的完善包括，现有船员雇佣制度、船舶检验制度、航运融资环境、财政税收、保险服务、财会制度、外汇管制和海事仲裁等等。
此外，争论的焦点还在于“注册”开放的风险。如果注册船只发生问题，作为注册国家要承担责任。因此，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也提出在开放第二船籍时定要慎重考虑，依据船公司的资质来决定是否予以注册，需要严格的评估标准体系。
真虹的文章也指出，中国设立“国际船舶登记制度”目的性需要明确，中国船舶大量移籍海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航运政策严重不到位，尤其是税费畸高、船舶融资体制滞后，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的航运政策体系、革新束缚中国航运业发展的税费体制和船舶融资体制，加大航运政策的立法和实施。■
今年1月，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委书记***在参与关于推进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专题讨论时曾透露，“两个中心”建设方案迟迟难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因为对于第二船籍的认识，中央还存有顾虑。
上述接近航运管理部门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第二船籍登记制度在经过中央部委几轮商议与修改后，目前已经从调整后的方案中消失；除了第二船籍登记制度，其他多项关于金融与航运联合推进的政策恐也难以获准。
期待“游子回归”
早在2006年，上海市港口局牵头成立课题组，进行题为《我国在上海设立第二船籍制度的可行性研究》的专项评审，评审结果认为，实行第二船籍登记制度，营造中资“方便旗”船舶“游子回归”氛围，对推动中国从航运大国走向航运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第二船籍，就是在不改变原有船籍登记制度的前提下，面向本国船东，新设与“方便旗”制度类似的船籍登记制度。对上海而言，这一制度的意义主要在于吸引挂“方便旗”的中资船舶回上海注册。
由于海运的国际性特点，船舶可以自由选择到其他实施开放登记制度的国家登记，俗称“方便旗”登记。一些实行“方便旗”登记的国家往往缺乏完善的船舶安全监管制度，只对船舶收取少量的登记费，悬挂其旗帜的船舶因此能够获得诸多经营便利。
中国税种繁多，从国外购买的或者产于国外的船只若要到国内注册，首先需缴纳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大概需占船只造价的27.5%；注册之后，还需缴纳营业税、车船使用税、城建税、印花税等诸多税项。而在海外注册的“方便旗”船只，这些税费几乎都可减免。
一位业内人士估算，一艘造价1亿美元的船如果在国内注册，如果不算有关的优惠政策，正常缴费达3000多万美元。而船舶航运风险高、运营成本高，利润却并不高。
此外，中国原有的登记制度还对雇佣船员的国籍与培训有着严格的规定，这在中国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类似。发达国家对于劳工保护更为严格，硬件设备定期维护、检修、更新的标准也颇高，为了节约运营成本，诸多船队宁愿选择“方便旗”。
目前，中国远洋船队有56.5%在境外登记注册、悬挂外旗经营，使得中国政府在航运安全、税收、管辖等方面存在盲点。
2007年7月，中国在上海、天津、大连试点，实施中资国际航运船舶特案免税登记政策，鼓励悬挂外旗的中资船舶回国登记。
据悉，特案免税登记政策明确规定，凡是按照规定回国登记并悬挂中国国旗的船舶，从2007年7月1日起，两年内申请办理报关进口的，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申请船舶可选择上海、天津、大连为船籍港办理船舶登记手续。
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生导师真虹撰文指出，目前制约中资船舶顺利归国的因素较多，总的来说还是政策不够具体，特案免税登记制度仅立足于“就登记论登记”，点是突破了，而面上应给予的航运企业更广泛的优惠，却无法落实。
知情人士透露，2008年夏，中央政研室两个相关负责人就曾到上海港组织调研，上海市港口局相关负责人也多次到北京沟通，逐步达成一致意见，只有建国际航运中心综合实验区，才能解决与江苏、浙江等周边港口的错位竞争问题，实行第二船籍也是上海向第三代航运中心转型的现实需要。对此，中央也高度重视，要求尽快上报政策方案。
在2008年8月成型的《关于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中第三条明确指出，拟在上海洋山港建设首个国际航运综合实验区，包括建设启运港和第二船籍登记制度。
彼时，航运业内人士认为，有了这两个制度的支持，上海洋山港的政策自由度将超过内地其他港区，并直追香港。
争议第二船籍
接近上海航运管理部门的人士分析，中央之所以对第二船籍登记制度有所顾虑，一方面是因为管理和决策部门缺乏相关专业人才，难以作出利于风险控制的专业判断；另一方面对于其他国家相关政策情况尚未把握清楚，目前业内对于第二船籍登记制度的看法也存有分歧，而相关综合配套政策即使推出也还处于试验阶段，“可能从时机上来说还不够成熟。”
据了解，国内其他竞争性港口例如天津、大连也在研究有关政策，但是中央对此颇为谨慎。
有业内人士透露，今年1月，上海有关部门就已经开始建议在浦东小范围内试行这一制度，但应者寥寥。
中国船级社上海规范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慧芳认为，要分清楚在洋山港注册，并可以享受退税、江海直达等优惠政策与同时在两国注册之间的区别，这与船籍港的登记是两个概念，一艘船拥有两个“国籍”，挂两面国旗，在国际上很难符合游戏规则。“洋山港建立国际航运试验区，探索船舶登记制度，船舶吨位费用、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要注意与国际惯例衔接。”
在相关配套政策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推行第二船籍制度之后的风险控制如何进行，是摆在管理者面前最严峻的问题。
相关配套政策的完善包括，现有船员雇佣制度、船舶检验制度、航运融资环境、财政税收、保险服务、财会制度、外汇管制和海事仲裁等等。
此外，争论的焦点还在于“注册”开放的风险。如果注册船只发生问题，作为注册国家要承担责任。因此，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也提出在开放第二船籍时定要慎重考虑，依据船公司的资质来决定是否予以注册，需要严格的评估标准体系。
真虹的文章也指出，中国设立“国际船舶登记制度”目的性需要明确，中国船舶大量移籍海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航运政策严重不到位，尤其是税费畸高、船舶融资体制滞后，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的航运政策体系、革新束缚中国航运业发展的税费体制和船舶融资体制，加大航运政策的立法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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