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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船政局，同治五年(1866)创办，创办者闽浙总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桢。兴办船政之举，充分显示创办者的远见卓识，极大地加强了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沿海防务，促进了与台湾的商务联系，有利于台湾的开发建设。
一、福建船政局的建立加强了包括台湾在内的东南沿海防务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开放沿海各口岸，东南沿海广大海域上西方船舰肆意横行。福建船政局的创建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中国这种有海无防的局面，试图建立一支用自己制造的船舰和自己培养的人才武装起来的、可以抵御外国侵略的强大的海军队伍。因此从同治九年（1870）起，福建船政局就将其造的轮船陆续调往沿海各地。如：“伏波”轮调拨浙江，“湄云”调往奉天，“安澜”调往广东，“飞云”调往山东，“镇海”调往天津，初步在沿海布置起一道防线。1882年，我国北洋、南洋海军略具规模。中法战后，李鸿章建议建立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水师。到光绪二十年（1894）止，这四支水师共有106艘船舰，其中外购62艘，自制44艘，在自制的44艘船舰中有32艘是福建船政局制造。 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分配于各水师中，成为各地水师的中坚力量。即使北洋水师这支清朝主要舰队中，“然其船实始于福建，管驾者亦福建人十居七八”。 福建船政局在增强海防力量上已略见成效。
    清政府对台湾海防重要性的认识，大致觉醒于日本对台湾的侵略。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早在元代时期就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理台湾、澎湖事务。清朝，台湾隶属福建，台湾一岛“内则屏蔽闽、粤、江、浙诸省，外则控扼日本、琉球、吕宋诸岛……故论中国海防者，当以台湾为第一重门户。”
    1874年5月，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生番嗜杀事件，入侵台湾，对台湾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日军在英、美殖民者的暗中帮助下，在台湾琅峤社登陆，先后在保力、四重溪、石门与当地居民展开激战，其后日军兵分三路从枫港、石门、竹社夹攻牡丹等社。日本此举的目的就是企图占有台湾，将台湾从中国版图分割出去。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就积极向外扩张，把朝鲜、琉球、台湾作为其侵略的主要目标，并试图以台湾为跳板侵略中国。
    因此5月14日，清政府得知日本进兵台湾后，即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授权沈葆桢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通商事务，同时拥有福建镇道等官的指挥权和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的调派权，全权处理台湾事务。沈葆桢立即带领船政局兵轮、弁兵奔赴台湾，到台后立刻调各省轮船布防台闽海面：“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皆兵船也。前嘱日意格向赫德借海关之凌风轮船已到。臣拟派此六号常驻澎湖，随之练习合操阵式。福星一号驻台北，万年青一号拟驻厦门，济安一号拟驻福州，以固门户……永保、琛航、大雅之船本商船也，现派迎淮军并装运炮械军火往来南北……沪船之到闽者，现只测船一船，仅供闽沪递通消息。” 沈葆桢还约束台湾番族，修城垣，筑炮台，练营勇，备器械。同时派潘雨尉和日意格与日军头目西乡从道谈判，日方一味推诿。沈葆桢没有麻痹，仍抓紧时间进一步积极筹措海防：“闽厂轮船除往来天津、上海、广东、福州、厦门传递信件外，不敷调遣，拟于沪局添调数号，由统领吴大廷督带来台；台东急需派兵驻扎，决定派“靖远”号运载陆路提督罗大春到台。6月，“扬武”号远载罗部600人，分赴苏沃布防；派轮船7艘，于6月间运送淮军由旗后登陆，加强台湾防御力量；派“长胜”号轮船运载船政局学生探测台东沿海港口地形、海面形势。 ”面对清朝在台湾的全面海防部署，使侵台日军感到“抵台南之船非中国新船之敌”，未敢再有下一步侵略行动。日军内又瘟疫流行，不得不与中国谈判，讹诈中国50万两白银才罢休。此次对日斗争中，船政轮船在收集情报、运载军火、交通闽台、防守台湾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福建船政局的设立除了反抗外来侵略外，还有对内“护商”、“辑盗”等作用，促进台湾商贸发展，保障海途顺畅。
    福建船政除制造兵船外还造了不少商船，以补充船厂开销。在前期制造的15艘轮船中，就有5艘商船，4艘半兵半商的轮船，上海招商局认领部分船只做民用运输，其余船只还担负着接送官员、通讯联络、追捕海盗、海难救助等任务。
    如台湾盛产大米，“采办京米委员前赴台湾购米，俟购有成数，饬万年清前往装运。”可见“万年清”船为“采办京米委员”运载粮食。而台湾运至福州的军米，每年数量很大，也多由“永保”等轮船承运。“琛航”、“永保”等船，定期往来福州与台湾之间，名为渡送官兵，实际是起着民用商船的作用。光绪七年，福建善后局告示说，“船政衙门派拨官厂轮船两号，由省门五虎口专渡台湾基隆，按五日往返连环开行，凡官民商货，均准往来附搭载运，所需水脚银两，现经本总局议照招商局章程，酌减二成兑收，以恤商艰，合行出示晓谕”。 可以看出福建船政局还利用轮船发展民用事业，促进闽台商贸沟通。
    1879年船政大臣吴赞诚概括船政局作用，如是说：“臣维船政与海防相表里，海防持久而不敝，船政亦宜日起而有功。同治十三年，台防事兴，护送兵勇，转运军装，接济粮食，均由轮船自达重洋，克期而集。……从前南北各洋盗艇……分派湄云、镇海等船驻扎梭巡，叠获巨盗，海氛稍戢民，商旅便之。……近年省厦洋面华商遇险，无不派船拖带；即外洋船只遭风搁浅者，亦往往仓卒乞援，臣立饬拔碇前往，或保其全船，或拯其人口，佥以化险为夷，具函致谢。……凡此数端，皆海防船政相辅而行者。” 这里提到船政局不仅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入侵台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派遣湄云、镇海等船只在沿海巡逻，捕获海上巨盗，便利沿海各国商贸往来，另外船政局还为搁浅、遇难船只提供援助。
    福建船政局船只救援的例子不胜枚举，如1873年6月15日，英夹板船“吞顿”号和“丝马儿”号，在台湾基隆港因风遇险，得到“福星”号轮船救援脱险。同年2月间，漳泉商贩、水手，在福清海坛海面遇难，也由于张成驾驶的“海东云”号救援，24人安全脱险等等。 福建船政制造的轮船在闽台海域间创造出一片较为平静的洋面，保障闽台交通的顺利通畅。
三、福建船政局促进台湾开发建设。
    台湾与**一海之隔，福建船政大臣凭借着轮船之便，经常被派往台湾处理有关事务，对台湾开发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船政大臣沈葆桢于同治十三年前往台湾处理日本侵台事件。在台期间，抚番开山，解除有关内地民人偷渡和台民私入番者治罪的禁令，以招徕闽人来开发台湾。整顿社会治安，同治十三年“闽省陆勇寥寥，因台北查办匪徒，已调两营东渡。” 光绪元年正月，台湾狮头社凶番狙杀游击王开俊，沈葆桢东渡讨平之。
    沈葆桢上奏建议闽台之间铺设电线，以便闽台之间利通消息。“台洋之险，甲诸海疆。从前文报恒累月不通，有轮船后，乃按月可达。然至飓风大作时，虽轮船亦为所阻，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计由福州陆路至厦门，由厦门水路至台湾，水路之费较多，陆路之费较省，合之不及造一轮船之资，瞬息可通。” 得到允准实施架设电线工程。光绪三年（1877）巡抚丁日昌建议由台南府城至凤山旗后先行开通电信业务。饬令游击沈国先率领福建船政电报学堂毕业生苏汝灼等技术人员，于当年七月初十从郡城台南动工，九月初五日全线竣工。之后又筹备架设台湾至福建海线及台北至基隆电线，于光绪十三年八月，由福建船政派出飞捷号轮船自福州起航，翌日抵达沪尾，接通海陆线路，再赴澎湖接通安平。在船政局的促进下使台湾到福州的通信工程顺利竣工，加速台湾与**的信息沟通。
    在沈葆桢的建议下，光绪二年（1876），朝廷批准台湾由一府四县三厅增为二府八县四厅。这种行政区划的增加，有利于台湾经济开发与管理。沈葆桢也呼吁清朝提高对台湾军事战略地位的认识，建议台湾单独建省。光绪十一年（1885）清朝终于同意台湾正式建省，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此事件对台湾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沈葆桢之后的继任者丁日昌（1826—1882）于1879年5月挂总督衔，会办南洋海防，在台湾极力推进与防务有关的近代化建设，如创办铁路矿务等。他还主张先将船政轮船练成一军，归南洋大臣节制，用以对台湾实行有效的海上防卫，依靠**的经济力量，建设台湾防务。由于当时南、北洋水师尚未编练成军，依靠福建船政局增强台湾的海防力量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他将这一主张写成《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得到清朝廷的高度重视。同年7月6日，即命李成谋即赴闽台一带总统水师，将船政轮船先行练成一军，以保卫台湾。丁日昌为近代中国台湾防务建设的奠定基础。
    光绪二年（1876），另一位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1823—1884）奉旨兼理台湾海防。吴赞诚也很重视台湾，多次乘船巡台，视察台湾旗后、安平、恒春、卑南等地防务。吴赞诚对台防的措施，主要放在对后山的开发和“抚番”方面。可见福建船政对台湾的开发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台湾孤悬海外，其防卫的重要性尤其突出，福建船政局的建立和发展，用有力的海防军事力量来防范西方列强的觊觎之心，同时保障闽台海途畅通，促进台湾开发建设。福建船政局在防守中国东南洋面，在防守台湾中实现了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