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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岩先生在《略论马尾船政文化》（《光明日报》2006年4月25日）一文中，对马尾船政文化的内涵做了如下界定：马尾船政文化“就是船政历史人物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化成就和政治、精神成果。它包括以下内容：一为物质层面的成果，如船政的各项成就、船政遗迹、与船政有关的各种文物等；二是政治层面的成果，如船政组织体系、运行机制、管理模式、教育模式及其成效等；三为精神层面的成果，如船政组织者、参与者的思想观念、道德风范、宗教信仰、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等。”我们认为，沈岩先生对船政文化内涵的界定大体是可取的。本文以此界定为依据，试图深入探讨福建船政文化的成因、它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积极作用、它的局限性、它的精神遗产对中国当下现代化建设的警示意义等。

 

一、图强与求富：福建船政文化的成因

 

晚清中国社会，在绵延了两千多年的**主义政制的荫庇下，在西方列强兵临城下的炮火淫威中不得不被迫开始对前来挑战的海上文明做出回应。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指出：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震撼主要冲击了中国的沿海地区，那么，从1856年至1860年连头带尾持续了四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即史称的“庚申之变”则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它发端于广东一隅而最终进入华北，使上国帝京一时成为夷狄世界，夷夏之大防因之而完全崩溃。”（《陈旭麓文集》第一卷P239）庚申之变，迫使清廷中枢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自觉地倡导向西方世界学习，清廷着手兴办“洋务”。顾准先生在《关于海上文明》一文中指出：“海上文明者，从土生土长的地方漂洋过海移民到新地方去之谓也。------反之，非海上文明的文明，则是部族胞族形成集团，出现部族王，各部族王之间相互征伐，兼并，逐步扩大成为大王国和大帝国。”他认为，海上文明组成的城邦政制，“一开始几乎无例外的是贵族政制，亦即元老院掌权，地位平等的公民组成公民大会参与政事。部族王经过征战形成的王国，一般是**主义政制——不仅中国、古波斯、埃及、巴比伦、印度，直到古代史上所发现的任何这样的国家-------全部如此。------部族王国历史愈久，王愈衰弱，王权的尊严愈往上提，**主义色彩愈浓厚，如此而已。”因此，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是从建立在航海、商业、殖民基础上的海上文明中孕育催生出来的。清廷洋务派人士在和西方列强的交战中，也认识到了航海、商业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中国要和西人相抗衡，必须发展航海和商业以“求强”和“图富”。而无论航海还是商业，在当时，其重要的表征便是需要坚船利炮。因此，当时清廷的股肱大臣开始建言兴办船政。同治五年（1866）6月，左宗棠上《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称“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七），他还说：“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可见，清廷兴办船政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图“自强”以御外患，另一方面还欲借此求富国富民。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赏识的幕僚薛福成撰文专论船政的重要性，说：“今将乘时势、规远图、修利器，上之固我藩篱，成军于海峤；次之兴我贸易，藏富于商民；则整理船政其急务矣。”作为晚清商界著名的政治改良思想家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也专论“船政”说：“今欲维时局、扩远图、饬边防、简军实，上则固我疆域，屹雄镇于海防，下则富我商民，通外洋之贸易，乘时奋发，思患预防，其必以船政为急务矣。”可见，船政之兴，首为军事防备之需要，但同时又不局限于军事需要，倡船政者一开始就认识到兴船政同时也是进行国际商贸竞争富国富民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左宗棠等晚清重臣的竭力奏请和说服下，清廷于1866年7月从速同意左宗棠在福建马尾设船政局，同年10月，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出任船政大臣，具体筹建福建船政局。为培养船政人才之需，沈葆桢于1866年在福州城内于山白塔寺（即定光寺）开设“求是堂艺局”，这就是马尾船政学堂的前身。1867年该学堂迁往福州马尾港，马尾从此成为福建船政局的基地和中国近代海军事业的摇篮。马尾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主要学习如何制造船舰，后学堂主要学习如何驾驶船舰。无论是福建船政局还是其所辖属的马尾船政学堂，其设立的目的都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政府和官员士绅们之所以热衷于船政，是希望在“强”与“富”等物化的层面即“技”或“器”的层面上回应海上文明。

 

二、   福建船政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积极作用

 

福建师范大学林庆元教授著《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详细论述了福建船政局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指出它是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是培养近代科技队伍的基地，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就船政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促进作用而言，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转型和近代工业基地的发展导夫先路。福建船政不但自造轮船，而且直接最早担负起培养本国海军人才的重任。船政局培养的海军人才其后多成为清廷南北洋水师建设的中坚栋梁。已有论者指出，“中国近代军事的演变和发展，实际上就是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国的近现代化“确是从引进先进的军事技术开始的。首先是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整个说来，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较慢，相对而言，军事方面的近代化步伐超过了其他各个方面。”（《陈旭麓文集》第二卷P149）福建船政不仅仅在军工领域率先往现代化方向转型，而且事实上也影响了中国现代民用工业的产生。船政局最初规定的任务是：“一、为我国制造作战和运输的船舶；二、训练制造和驾驶近代兵商轮船的人员；三、利用福建资源开采煤、铁，供应船政局的需要。”（林庆元《史稿》P85）这三方面的任务其实都因军事需要而关联着近代民用工业的兴起。福建船政局一度成为远东第一大造船厂，为中国社会造就了一大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因此接受了新的工业技术和近现代工业企业管理的理念，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社会根基。

其二、福建船政文化的最大成就是客观上为中国社会造就了以严复为代表的一批试图在“技”“政”“教”多领域全方位回应“海上文明”、积极促使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民族精英，这些人不仅仅或直接参与制造监造近代新式兵轮军舰，或参与修筑海防水利工程，参加反侵略战争；或活跃在外交领域，为国是利益与西人周旋谈判；或兴建路矿电信等现代工程，或兴办中国现代教育，或翻译中西文化经典，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注入了思想的生机和精神的活力。他们几乎都殚精竭虑地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而不遗余力。可以说，是福建船政文化的精英们引领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他们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先驱。

尽管福建船政局和马尾船政学堂只是清廷被迫在“技”的层面回应海上文明的产物，但是，它客观上为中国社会培养造就出了一批试图在“技”“政”“教”多领域全方位回应海上文明、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发展开出新路径新境界的民族精英。林庆元教授指出：“19世纪90年代以后，在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经济等领域，活跃着一支新的社会力量，这就是船政前后学堂的毕业生和留学生。这支新型的知识分子，既不同于旧式科举出身的封建知识分子，又不同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他们的活动影响颇为广泛，成为20世纪初期科技、外交、军事人才的主要来源，给近代社会以显著的影响。”（林庆元《史稿》P447-448）船政文化培养造就了严复、陈季同、魏瀚、罗丰禄、刘步蟾、林泰曾、薩镇冰、陈寿彭、王寿昌、詹天佑、郑清濂、马建忠等诸多人物，他们不仅是中国近代海军事业发展的先驱，更是试图在“技”“政”“教”多领域回应海上文明卓有建树的风流人物。1874年日本出兵侵占台湾。马尾船政第一届毕业生严复、林泰曾、刘步蟾等，随沈葆桢入台保台，他们到台东沿海探测港口、地形、气象、海况和日本的海陆军情报，为清廷驱逐日军保台成功作出了贡献。严复等人留欧归来后，多成为李鸿章兴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和北洋舰队的中坚人物。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主持教务和校务长达20年，为中国海军培养了大批将士。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全面溃败，严复痛定思痛，认为“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随后，严复在1895年2月至5月间持续发表了四篇政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深刻针砭了中国社会在长期的**政体下的种种弊端，指出中西方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待“自由”的不同上，鼓吹中国社会的变革应该树立“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政治理念。同时，严复对阻碍思想创新的科举制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提倡“黜伪而崇真”、实事求是的精神，并试图用“自由”和“人道”的理念教化中国大众，以期开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中国社会新境界。严复试图在“政”“教”的层面上回应海上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无论是随后的戊戌政变，或是梁启超、孙中山、胡适、毛泽东等，尽管他们选择变革中国社会的具体路径与严复所理解和追求的未必都相同，但是，他们都从严复的思想启蒙中得益。毛泽东指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充分肯定了严复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中国社会如何在列强纷争的复杂国际局势中求变革，严复有清醒的认识。他希望中国社会稳健地回应海上文明。面对咄咄逼人的海上列强，严复主张中国自身对外应建立强权政府，以避免被海上列强蹂躏瓜分的厄运。他说：“盖国唯能战而后可期不战，而享和平之福。------吾国亦得聚精会神，以为发达实业，考求学问之事，不至示弱召侮-------则是欲求公道，必建强权。”通过聚精会神地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和致力于知识“学问”的创新，以建设强权政府，这样才能挤入国际社会竞争的游戏平台“公道”中，与海上列强相抗衡，这是严复对当日中国政府的期待。但是，建立强权政府或强权政制并非严复所追求的社会终极理想，他的社会终极理想是应该使中国社会甚至整个国际社会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趋于真正的平等自由和平友爱的“人道”境界。因此，他对延续了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深恶痛绝。他对欧战批评说；“宁知人道尊，不在强与富。恭惟天生人，岂曰资战斗？！何期科学精，转把斯民蹂。君看四年战，兹事那可又。”他对高科技支配下的欧战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对中国国内受他翻译《天演论》的影响而兴起的激进革命派和“循极旧之法，以保自身之私利”的复辟派都进行了沉痛的批判。他说：“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锋气者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严复翻译《群学肄言》的目的，就是想用稳健变革的主张扭转因受《天演论》影响而导致的极端的革命行为所带来的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然而，时至今日，距离严复1903年翻译出版《群学肄言》一百多年了，中国社会才开始认识到稳健变革、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严复所翻译的《群学肄言》对今日中国社会进行稳健变革仍有重大的借鉴启迪作用，惜乎学界直至今日尚未对严复所翻译的《群学肄言》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严复中晚年除了潜心系统地翻译支撑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学术理论经典名著外，还和朋友创办《国闻报》，并出任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和上海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这些都是他为中国社会在“政”“教”的层面回应西方海上文明所做的艰苦努力。是福建船政文化孕育了严复这个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家，毛泽东将他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举，认为严复是中国***诞生之前向现代西方探求真理、致力于中国革新图强的重要代表人物，由此足可见船政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

    与严复同为马尾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的陈季同，是晚清中国外交界声名和影响力仅次于曾纪泽的外交官。陈季同谙熟国际法，他在欧洲处理外交事务期间，不但首以法语著作在法国报刊上宣传介绍中国社会，让罗曼·罗兰等法国人士深为服膺；更努力通过国际法等国际社会通行的游戏规则处理中外事务，在国是日艰的形势下，试图通过国际“公法”争取和维护中国利益。1897年，他和梁启超、汪康年、经元善等倾向变法维新的人士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学会书塾，这是近代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校。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侵并封锁了华北要津。陈季同和在上海的士绅同经道共同发起成立了“救济会”，即今日所说的“红十字会”，依国际红十字会的通例，将募捐的救济物品顺利地送往华北救济难民。陈季同的弟弟陈寿彭是马尾船政第三届的学生，毕业后曾游学日本、欧洲，回国后成为两江总督周馥的幕僚，入宁波办“储才学堂”，和兄陈季同一起勘测疏导永定河，翻译了《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并在上海和妻子薛绍徽共同翻译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外国列女传》等，造就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女翻译家、女学士薛绍徽。陈季同兄弟家人和朋友同道的作为，代表了中国社会有识之士为在“技”、“政”“教”领域全方位回应海上文明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与陈寿彭同为马尾船政学堂第三届学生的王寿昌，则直接促成了好友林纾对《茶花女》的翻译。林纾不懂外语，是精通法语、日语的王寿昌亲自为林纾担任《茶花女》的口译的。与陈季同同时留欧的马建忠回国后不仅跟随李鸿章办洋务，前往朝鲜印度等处理外交事务，而且撰写了近代语言学专著《马氏文通》，从经、史、子、集经典著作中选出例句，参考拉丁语法研究中国古代汉语的结构规律，直接开启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正如陈季同造就了创作《孽海花》并对法国文学深有了解的曾朴、陈寿彭造就了女翻译家薛绍徽一样，王寿昌催生了作为翻译家的林纾和林译小说。而无论是严复、陈季同、马建忠，还是曾朴、薛绍徽、林纾，他们在思想文化以及文学教育领域的作为为开启中国社会的新民智、为重塑国人的情感、信念、文化价值、为中国社会在“教”的层面上回应西方海上文明等都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福建船政文化造就的一代精英和他们影响所及的亲朋好友们为推动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而在“技”“政”“教”多层面回应海上文明所做出的努力今天仍值得我们珍视与敬重。

 

三、船政文化的局限性

 

由于清廷本身只愿意在“技”或“器”的层面上回应海上文明的挑战，导致了它所辖制下的福建船政文化自身在“政”和“教”的层面的现代化变革受到严重阻滞。清廷担心政制的变革将导致王权的瓦解，所以不愿意在“政制”层面上向现代转型以回应海上文明的威胁；另一方面，中国的广大士绅骨子里固守中国本土文化的优越感，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沁入骨髓，所以在文化价值理念等“教”的层面上也难于回应海上文明的挑战。福建船政文化究其政治层面和精神层面而言，没有也不可能越出清廷所规制的君权至上的**政教之雷池一步，这是船政文化的局限性所在。即便如冯桂芬，在《采西学议》里还说道：“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然而，仅仅局限在追求“富强”的“技”的层面对海上文明进行回应，这对中国社会近现代化的变革是远远不够的。当时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主张变法的王韬说：“福州前时所制轮舶，悉西国古法耳，不值识者之一噱。他处所造机捩，转动之妙，不能不赖乎西人之指授。--------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诚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无形之鼓舞也；局厂之炉锤，固不如人心之机器也。”王韬认识到，马尾船政局等在“技”的层面上回应海上文明本身就有局限，因为所有的“技”都由“西人指授”，用今天的话说，洋教习们掌握着核心技术，中国学来的永远是人家二流或三流的已被淘汰的“技”，这样中国永远跟在海上文明的身后亦步亦趋，永无出头时。中国的“急务”是要致力于培养出有自主创新变革能力得人才。那么，如何改变唯“技”是求的局限性呢？王韬和冯桂芬一样认为“技”的回应只是“末”，关键应该在“内本”——“政”和“教”上有所作为。但王韬所理解的“政”与“教”依然是持守中国本土的。他在《洋务》中说：“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国之政治，所谓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两者并行，固已纲举二目张。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徒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无论冯桂芬还是王韬，此时都还不能深入思考为什么中国社会现实的“政”“教”状况与孔子以来所主张崇尚的“政”“教”理想之间悬如冰火两重天？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尽管福建船政文化自身无法直接促成中国社会“政”与“教”的根本性现代变革，但它却为中国社会随后而来的现代转型造就和储备了导夫先路的杰出人才。

 

四、 福建船政文化精神遗产的现代警示意义

 

每一代人都将成为过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功作为。福建船政文化所造就的民族精英都飘零在了历史的风雨中。然而，他们的精神遗产至今仍可为国人汲取养分的至少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福建船政培养的学生大多摆脱了科举文化的束缚，其中一些学业优异者被清廷选派留学英法等国，他们不但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更具有强烈的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福建船政培养出的近现代海军人才“大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他们中的不少人为了捍卫祖国尊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林庆元《史稿》P470）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壮烈牺牲的福建水师中多船政学生；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牺牲的邓世昌、刘步蟾、临泰曾、林永升、黄建勋等，也都是福建船政的学生。严复临终还遗嘱“中国必不亡”。这种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今天依然是中华民族变革图强的根本动力。

其二、稳健变革的精神。以严复、陈季同等为代表的福建船政文化的一代精英都主张中国社会必须在“技”“政”“教”多领域全方位地积极变革，以回应海上文明的挑战。然而，他们又同时主张变革必须是稳健的，而不是冒进的或守旧的，他们致力于中国社会以开放的姿态融入近现代国际社会，试图在近现代国际通行公约即国际法或中国社会本身确立符合现代文明进程的“法”的框架下有序地变革中国社会，他们对中国社会应走渐进式的法治理性变革之路的认识近一百年来多被以革命为主流的国人所误解。所幸今日中国社会已经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因此，当此之际，更有必要重新梳理和认识以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稳健变革的理论和思想。

其三、崇尚民众心智建设、致力于科教兴国救国的精神。以严复为代表的现代启蒙思想家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认为这是复兴中华民族的根柢所在。福建船政培养出的学子多直接或间接地大力支持兴办新式教育，严复甚至说“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他认为中国社会不但要“鼓民力，开民智”，还要“新民德”，提倡应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层面同时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革，并强调教育的现代化是确保社会现代转型的关键所在。这些理念今天仍值得我们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在“技”和“政”的层面对海上文明的回应都取得了或正在取得喜人的变化和成就，但是，在“教”的领域、即在全民的精神文明建设或文化价值信念的重塑层面却至今未有根本的变革，“教”的层面对海上文明回应的相对滞后已经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这是今日国人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如何准确地在“教”的层面回应海上文明，以期积极地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船政文化造就的一代精英们并没有完全找到答案。睿智如严复对此问题也时感困窘。今天，中国社会倡导“依法治国”、“宪政至上”，在宪法中确立了国家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并启动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人权”对话；这一系列“政”的层面上的变革如何化为“教”的层面上的回应，使国人大众在日常生活的精神深处能够跟上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潮流，也是当代中国急需应对的课题。

 

五、结语：船政文化研究的现状和展望

 

明确以“船政文化”作为研究的对象，始于近年来福建学者的努力。而这样的研究趣向又是直接与对晚清福建马尾船政局及其学堂——马尾船政学堂的研究相紧密关联的。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的信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厦门大学的潘懋元教授等近十余位学者就“船政文化”进行了研究①，他们或着眼于分析船政文化产生的社会背景即近代以来中西方冲突与交流而导致的中国社会变迁与船政文化形成的关系，或试图探讨船政文化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积极互动作用，或着力于挖掘船政文化所蕴藏的民族主义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诸论文研究的视角多有可取之处；最近福州船政文化研究会的沈岩先生又著文《略论马尾船政文化》，对船政文化的内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界定。船政文化虽然滥觞于福建船政局与马尾船政学堂，但其研究不应该局限在福建，弘通一点看，与福建船政相前后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南洋水师、北洋海军等都应是船政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因为它们都直接关涉到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因此，我们期待着除福建的学者外，全国理应有更多的学者多角度多层面地就船政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这一课题展开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2、   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3、   黄克剑：《东方文化——两难中的抉择》，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

4、   陈旭麓：《陈旭麓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5、   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沈葆桢研究》，海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注释

1、   潘懋元：福建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与中西文化交流，东南学术1998年第4期；

2、     李芳：马尾船政文化考评，**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11期；

3、   林樱尧：浅谈船政文化凸显的民族精神，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4、   陈沙麦：福建（马尾）船政文化民族精神研究，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5、   黄乔彬：社会变迁与马尾船政文化的形成，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6、   陈日红：论船政文化精神与先进文化建设，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7、   陈东：船政文化在近代中国文化重组中的作用，闽江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8、   赵君尧：船政文化产生与福建海洋文化渊源，职大学报2006年第1期；

9、  沈岩：略论马尾船政文化——纪念马尾船政局开办140周年，光明日报2006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