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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兼总裁

一、享誉全球

以“W”为标记的香港环球航运集团的巨轮航行在全世界的海洋上。这个当今首屈一指的巨大船队的创始人就是已经去世的包玉刚爵士。


包玉刚曾担任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兼总裁。该集团的分支机构遍布全球各大州，总部设在香港。在东京、伦敦、纽约、新加坡、百慕大及里约热内卢等地均设有业务中心。香港现在拥有船舶450多万吨，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航运中心之一，而香港航运业的迅速发展与包玉刚对航运事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包玉刚不但被称为“香港船王”，也是“世界八大船王”之一。由于包玉刚在国际船运中的地位，他受到各国首脑和大企业家的关注和赞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封他为爵士，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巴西总统、日本天皇都曾授予他高级勋章。这是世界上任何大企业家都未曾获得过的殊荣。英国前首相希思曾特地邀请他到别墅赴宴，详细询问他的经营方法。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举行就职典礼时，特邀包玉刚作为贵宾参加。他的电话可直通白宫，随时可与美国总统对话。包玉刚与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过从甚密，不但可以随时通话，而且能进唐宁街首相府与首相会见。1984年，撒切尔夫人访华时，应包玉刚之邀，特地到上海江南造船厂为环球航运集团两年前在中国订造的6条船中的第3艘船“世谊号”主持下水命名仪式。包玉刚还经常飞抵东京，会晤裕仁天皇有时与天皇共进午餐。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界领袖人物都愿意与包玉刚结识。他每出访一个国家，该国的首脑或政府要员都要会见他，与他磋商并听取他对该国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包玉刚还多次受到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会见。


包玉刚除担任过环球航运集团的主席外，还担任过许多国际性组织的主席、外国公司的董事或顾问。1973年，著名的美国大通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特聘请包玉刚为大通银行国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从1968年起，包玉刚任英资汇丰银行董事。这是该行董事会中第一位亚洲人。1985年，包玉刚成功地入股英国渣打银行，成为渣打银行最大的单一股东。由于包玉刚对世界航运业及香港政务的杰出贡献，1976年，包玉刚被英国女王和香港当局嘉封为CBE勋爵。


二、人杰地灵

浙江宁波是一个人杰地灵、有着传统从商风尚的地方。这里以迭出巨商而闻名于世。1918年，包玉刚就出生在宁波附近的庄市钟包村，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是一个商人，初时在汉口经营鞋庄，以后又在上海经营银楼、开办纸厂。他头脑灵活，经营得法，终于成为浙江殷富，包玉刚兄弟3 2 ，他排行老二，兄为玉书，弟为玉星；妹妹为包素菊、包丽泰。包玉刚少年时在家乡读书。他从小就聪明过人，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3岁小学毕业后随父亲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就读于吴淞商船专科学家。1937年秋。包玉刚因战事的影响而辍学，赴汉口帮助父亲打理生意。1940年，包玉刚22岁时，进入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工作。他在那里学到了信托、购料、易货、储蓄、保险等各个环节的业务，并且熟悉了这些知识，他以特有的精明能干，受到上司赏识，不久便被调往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任副经理。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充分显示了经营方面的才能，调度有方，应付裕如。一次，因战事交通受阻，中央银行衡阳分行现金突告短缺，一时调拨不及，幸亏包玉刚以500万元现钞支援，供其周转，才使其度过难关。从此，浙江银行对他备加赞赏，从而全力支持他的工矿银行业务。嗣后，他被调升为中国工矿银行重庆分行经理职务。抗战结束后包玉刚回到上海，参加接收上海日本帝国银行资产。后又被提升为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那年他28岁，已在上海崭露头角。

三、远见卓识

1948年底，临近国民党统治的全面崩溃，上海众说纷纭。包玉刚向上海市银行提出辞职申请，此时，包玉刚的父亲想让儿子在自己开设的钱庄里任职，包玉刚的哥哥正在筹建一家造纸厂，也希望他入股办厂。具有强烈独立意识和创业精神的包玉刚仔细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时局，决心离开上海，把他的大部分财产和资本转移到香港，在那里创一番业绩，这时，他已有两个女儿。包玉刚到港不久，凭自己带动去的几十万元资金与上海来港的几个朋友开设了一家华人行，经营起进出口贸易来了，华人行曾为刚成立的新中国输入过钢材、棉花、药品等紧缺物资。1950年10月，美国对中国大陆采取封锁、禁 运政策，华人行的业务受到了影响，今后的经营前途如何？包玉刚的父亲想集中资金经营房地产等物业，但包玉刚却主张搞船。他认为，房地产业虽有暴利可图，但是机动性不大，而且受政治形势的影响较大。而航运业则是活的，他说：“船务是世界性的业务，资产可以移动，随时可以移到世界各地去。并且，船务牵涉范围甚广 ，财物、科技、保险、经济、政治、贸易，几乎无所不至，委实是一项重要的挑战。”


包玉刚的亲朋好友听说他要从事航运业，都大为惊诧几乎全持反对态度，母亲劝他，“行船跑马三分险”，搞海运等于把秘书的全部资产都当成赌注，放进了浩瀚无垠的大海里，稍为不慎，可能满盘皆输，陷入破产的境地，父亲认为，香港的航运业已经十分发达，竞争相当激烈而包玉刚对航运完全是门外汉，凭什么经营航运？但包玉刚主意已定，矢志在海洋运输业谋求发展。他一面继续做好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说服工作，一面四出了解有关船舶和航运的情况，认真研读有关航运和船舶方面的书籍。


当时，只有一个赞成包玉刚的这个选择，这个人就是包玉刚的挚友关烯显。郑烯显对包玉刚说：“你改行搞航运，有几条别人没有的条件，第一，你在好几家银行里干过事，具有丰富的金融业务的经验。为他人所不及；第二，你这几年在香港经营进出口贸易，懂得如何在商场上角逐，也了解世界各地的行情……”


当时包玉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缺乏资金。因此，包玉刚发展船舶事业的第一步，就是寻找资金，在这关键时刻，唯一支持包玉刚搞航运的郑烯显，协助他从日本神户银行贷了一笔款，购进了一艘已有20年船龄的烧煤旧货轮，他把这艘船进行修理整新，命名为“金安号”，创立了环球有限公司，经营从印度到日本之间的煤炭运输。这是包玉刚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年他37岁。

四、稳健经营

包玉刚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他能做到知己知彼，审时度势。他选定了诚实稳健的经营方式。他说：“我们中国人，跑到外面来做事，怎么吃得起风险？有风险，就没有饭吃了。做自家的事，就要懂自家的情形，大家制度不同，情形也不同。”包玉刚的第一步是争取银行的信任。包玉刚深知，要使自己的航运事业迅速发展，单靠自己的资金积累是远不能做到的，必须得到银行的支持。于是，包玉刚到处奔走，积极寻找门径。他找到了早年搞进出口贸易时结交的朋友——香港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桑达士。众所周知，香港英资汇丰银行是香港金融界的巨头，是100年来香港资金最雄厚的银行。香港的钞票大部分是它发行，大部分工矿企业、贸易公司由它支持，香港的金融市场受它左右。总之，它是一家世界知名的国际性银行。


50年代中，包玉刚还没有崭露头角的时候，汇丰银行对支持买船生意并无兴趣，认为太冒风险，它和中国船东也少有来往。1956年，包玉刚以一艘船向汇丰银行承作抵押借款，得到桑达士的同意，取得了一小笔贷款。稍后，日本航运公司急欲租用船只，包玉刚告诉桑达士，他有机会以100万美元买下一艘7200吨的船，并可以立即把这条船租给一家日本公司使用，租期是5年。那家日本公司急欲用船，所以它愿请它的往来银行开具一张75万美元的“信用状”资助包玉刚买船，这个信用状上的75万美元金额约相当于包玉刚租船给日航第一年的租费。包玉刚拟用的信用状向汇丰抵押，借款去买船。桑达士原先认为， 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但是事实证明，包玉刚从日本真的带来了信用状。桑达士不得不折服，同意贷款给他。包玉刚如愿以偿，得到了这笔款项。这是他与汇丰银行建立借贷关系的开始。在后来的无数次借贷合作中，包玉刚以诚信为本，取得了银行的信任和支持，使自己事业的发展有了一个雄厚的资金来源。


到1956年末，包玉刚用从汇丰银行贷来的资金先后购进了7艘货轮，至此他的事业初具规模。1962年，桑达士升任汇丰首脑。两年后，包玉刚与桑达士合作，成立了“巴哈马世界海运有限股份公司”，其中汇丰银行股份占1/3。从此，汇丰银行成了包玉刚的强大后盾。使他更具有雄厚的资金扩展船队。


1970年，汇丰又和包玉刚合作，成立了“环球船运投资有限公司”，汇丰占有股份45%。1971年，包玉刚成为汇丰银行董事会里破天荒第一个华人董事。在桑达士退休后，包玉刚与汇丰新任首脑塞耶仍合作得很好，因而又不断得到汇丰的投资。1972年，包玉刚在百慕大又组建了“环球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东中有香港汇丰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及环球航运集团，包玉刚出任董事会主席，他从此赢得了“东方奥纳西斯”（希腊船王）的称誉。


包玉刚的稳健作风还表现在他以薄利多销的方针经营航运业。包玉刚说：“许多船只的薄利，终究比一艘船的暴更多。”他在经营中尽可能避免风险，不为高额利润铤而走险，一般的船东都是“海上冒险家”，采取“散租”方式，视航运需求而定租金，这种方法在航运兴隆时期最易获利，而且往往获得暴利，然而包玉刚却摒弃了“散租”方式，采取了稳健的定期租船的经营手段，他认为“散租”风险太大，一旦航运需求减弱，手上有船无人租用的情形就会出现。包玉刚经营航运，必先找好长期的租户，然后才购置新船，这不但能保证船只不会空置蚀息，也可说服银行大量贷款，即租户的保证可使银行信任，银行的支持则可实现他对租户承诺。包玉刚说：“船必须能够赚钱。”“我的座右铭是宁可少赚，也要尽量少冒险。”1956年，埃及的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造成国际危机，航运费用大涨。此时，包玉刚刚买到“金安号”，有人劝他以几乎为船价1/4的高价把船租给童程包租的货主以取得高额利润。但包玉刚却把船以低租长期包租给一家日本航运公司。不久之后，因为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而引起了运费暴跌，许多船主因此而受到很大的损失，甚至有些船主破产。可是包玉刚在这场动荡中却安然无恙。


包玉刚的生意对象大部分针对日本。这也是包玉刚在经营上的特色之一，他认为经常和固定的对象做生意，能够在长时间的效中彼此建立信誉，从而减少风险。日本的造船工业囊括了全球建造新船总吨位的一半，无论从价格、品质、交货日期等，其他船厂都很难与日本造船厂相匹敌。包玉刚从1961年起，就开始向日本订船，他的船队里的新船90%以上是日本船厂造的。1970年，航运业兴旺的时候，船东 争相在日本造船。1971年，航运业市况不振，船东都不再惠顾日本造船厂了，但包玉刚在这时却仍订造了6艘，总吨位计为150万吨，所以日本人十分乐于和包玉刚做生意，称包玉刚为“我们最尊贵的主顾”。包玉刚订造的新船，85%都租给日本航运公司使用，有时连船带船员一起租他的船租金一般都很低，租出之后还要配上最佳服务，因此，日本的航运界能以低廉的租费，较长时间地租用包玉刚的船只。包玉刚的稳 健经营还表现在他的“最佳服务”上。他的船队人员整体素质普遍较好。起初各远洋船上的香港海员，大都是抱着混饭吃的想法上船的。为此，包玉刚专门开办了“环球海员训练学校”，免费训练海员，毕业后要他们为环球航运公司服务3年。一些专家认为，包玉刚如果不是自己培养大批有学识、有技能、有士气、有归属感的“子弟兵”，他的海运事业绝不会如此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