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农历腊月初二，对我和他都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经朋友的牵线搭桥，我们第一次见面。
那一天见面，他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高大魁梧的身材，白而赤红的脸，身穿一件藏蓝色的海员风衣，言行拘谨，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他虽没有我梦寐以求的儒雅、俊朗，但并不令人反感，于是我同意与他交往。
当时，他寄宿在亲戚家，每天都打电话或到家里找我。通过几次的接触，我发现他在待人处事上显得生涩，甚至有些古板，我便蒙生了退意。他也看出了我的顾虑，言行上更加小心谨慎，这令我更加不自在。我开始疏远他。腊月十八那天，我在同学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他刚刚打过电话，接到公司的电报，召他火速上船，今晚的火车。
傍晚时分，他带着两大包行李来敲我家的门。我与他面对面坐在房间里，低头不语。他不停地用脚搓着地板，半晌才说：“我先到大连报到，然后到青岛上船接班，我希望你到大连送送我。”我走出房间与母亲商量，说出我的意见，我不想去大连。母亲却说：“人家孩子够可怜的，马上快过年了，为了工作还得离家，多不容易！内心已经够难过了，不管你们将来的关系怎样，出于道义你应当去送送，再说多增进些了解，回来再做决定也不晚。”我想也有道理。当天半夜我与他一同登上了开往大连的火车。也许是当时我受感情的困扰，没有休息好，抑或是两地气候变化很大，令我有些难以适应。在火车上我便病倒了，浑身乏力，发着低烧。他一夜未眠一直照顾着我，倒水，找药，买吃的。第二天中午下了火车，我无力地被他牵着，找了一个招待所，倒头便睡。当我醒来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床头柜上放着他跑很远的路买来的药，还有许多吃的东西。他就默默地坐在身旁注视着我，眼睛熬得通红，那一刻我真的被感动了。
第二天，我仍无力地躺在床上，但好了许多。他则马不停蹄地忙着办理上船的一切手续，又为我预订了第二天中午返家的车票，连退宿手续都替我提前办好了。接近傍晚，到青岛的船就要开了，他才有时间坐下来松了一口气。他拉着我的手，郑重地说：“我会想你的，你要等我，我给你时间考虑，但你要记住，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突然他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仿佛给我重重的一生承诺。接着他红着眼睛，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我的房间。我移到窗前，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下的拐角处。我无声地流下了眼泪，内心一片空白，平生第一次有了这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三天后，恰逢农历的小年，他从日本给我打来电话。第一句话便说：“我想你。”那一次，我们聊了很长时间。
爱悄悄地爬上了心头。等他的电话成了我心底最温柔的期待。我们常常在电话里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电话费占去了他很大一部分收入，但他后来却沾沾自喜地对我说，这叫感情投资。父亲说，从来没感觉出电话在生活中如此的重要。而妹妹也开玩笑地说，咱家的电话成了你俩的热线电话了。我不知他在何时漂到何地，但电话仿佛是一根无形的丝线，在我的内心延伸着，一头是我的心，另一头是漂到异地的他。
那个年，他是在马来西亚过的。除夕的钟声刚响，我便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这是我二十几年来收到的最美好的新春祝福。
那年6月，他从厦门打来电话，船下个目的港是青岛，他已申请了休假，说回来就与我结婚。面对这样一个胸怀像大海一样宽广、真爱自己的男子汉，我不假思索，但却十分郑重地说：“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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