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形容前后叫颠簸,左右叫摇摆,上下叫垂荡。到垂荡时人就已经很难受了,而我们那会儿是上下左右一起来。这还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对面一个巨大的涌浪过来,船顶不动了就在原地转圈哆嗦,在这个过程中,前后左右上下全有了,产生的那种共振让你觉得发虚,就像饿得发慌、心脏缺血、大脑缺氧。
有一天晚上我值0点到4点的班,船已经晃到了超过38度。船有一种自正力,但超过了3
8度就可能自正不过来,有可能倾覆;再一种可能就是大船突然折成两半。这种时候你可以想像人们心里的那种压力和恐惧。接班后,我一看驾驶舱里站了很多人,船长政委轮机长电报主任值班驾驶员还有海监室主任,都在驾驶舱里,但是鸦雀无声。在灰暗的亮光中我看到他们的脸色铁青,汗流直下,有的人明显在发抖,气氛异常沉重。这些老海员都是经过大风浪见过大世面的,海龄都在10年以上,但那一夜连他们都恐惧了。而下边舱里的人那天实际上通宵谁也没睡,每个人都是用皮带把自己绑到床上听着风浪声。
我是实习水手,带班的舵工是已有七八年海龄的老水手,但此时也晕得不行了,只能趴在舵上。我这4个小时,只能是双脚叉开,后背顶着墙,然后左满舵、右满舵,4个小时不停地摇。好不容易等到接班的人来,但我一看两人的脸色跟蜡烛也差不多了。我说:“这样吧,你们先下去吧,我再多坚持20分钟。”这时海监室主任就回头看了我一眼,这位主任后来做到了交通部救捞总局局长,只要一碰到我,不管是当着他的下属还是领导,他都会说:“在那时能多站20分钟的话,这家伙就不是一般人儿。”
其实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既然扛那就扛一个英雄气概。20多分钟后我下到舱里,反正也睡不着,我就给大伙做面条去了。等我做好一大锅面条儿端上来的时候,所有人回头看我的眼光是:这人有毛病!在这时候还吃什么呀?船长最先反应过来,他明白如果这时大家再绷紧的话,恐怕神经都要崩溃了。所以他主动先盛了一碗说:“我也来吃一点吧,挺香的。再加点醋开开胃吧。”
那个第一次远航的印象太深刻了,在我已经不干海员都七八年以后了,我才跟家人讲起,当时我们的船,胳膊粗的缆杆被浪打没了,拳头厚的钢板像纸卷一样卷起来了,甲板眼看着嘎嘎嘎地裂开一道道缝儿,随时可能一声巨响后就完蛋了。我的家人都说:“你怎么以前从没说过,我们哪知道***这行这么不容易啊。”
但是我当时的感受是:作为一个男人,你的一生可能会遇到许多事情,每遇到一个挑战或者一个难题,你都应该尽你的所能拿出办法来。但有很多时候你拿不出来,怎么办?别哭!别!扛着,像一个男人样挺直腰杆扛着。当然你背地里可能会去抹眼泪,但表面上绝对不能,因为无济于事,只能是给自己添笑料。
我第一次出海有两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一是自豪感,因为海员都穿着那种特漂亮的制服,工资很高,待遇很好,每次远航归来还能带回几大件。那时中国的物质还很贫乏,在人们面前有一种优越感。谁见了都称赞:哟!这小伙子,真棒!作为远洋轮出去又是代表一个国家,所以有一种极度的自豪感;但另一个却是极度的自卑,我们国家太穷了。我们那条船是18年的船,在当时远洋公司中已经算是中上的船了。10年以内算新船,10到18年叫旧船,18年以后叫“报废船”。我们当时一半的船是报废船。你想想那是1983年,咱们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刚开始有点钱来买船了。我们那条是一条前南斯拉夫造的船,虽然老了,但是它的钢板还很厚,机器比较可靠。但就是这样一条船,当我们过巴拿马运河时,还是深深地刺激了我。巴拿马那个地方是各国船队的大展览,说白了就是哪个国家穷,哪个国家富,在那儿都得到充分的展览。比如讲我们从美国回来过运河时,对面正好有一艘挪威的“北欧钻石”号去美国方向过运河。跟我们一样也是3万6000吨的船,但人家却是最先进的1500个标准集装箱船,它的长宽已经是马拿马一个船闸的极限了。船体通身雪白雪白,沿着船头向后两条蓝色的流苏线。引领船的引水员一般是一条船配备一个,而这条船上却配备了4个引水员,1个在船头,1个在船尾,2个在驾驶台。他们的船长穿着崭新的白衬衫、笔挺的黑裤子,制服肩上扛着4道金杠,非常潇洒气派地站在船桥上。打个比方,一个是风采迷人的女明星开着一辆红色“保时捷”的跑车,一个则是疾病缠身的中年妇女开一辆二手的“桑塔纳”。什么感觉?人家这个船长就是搀着光彩照人的新娘去度蜜月。而我们呢?就像扶着一个老太太远涉重洋。我们整个船的船壳就像癞***的皮,锈迹斑斑。不是我们不敲锈,是敲不过来。200米的船长,32米宽,七八个水手不停地敲也敲不过来。
在美国装货时,有一个装卸工的大工头跟我关系混得很好,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挣多少钱,我说挣40美元。“1个小时?”“不是。”“1天?”“也不是,是1个月。”他很不满地问:“噢,我们是朋友吧?”我说是。“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我说没有骗你,就是一个月挣40美元。他说不可能。我当然得给我们国家脸上抹点粉儿了,不能承认我们穷。我说我们中国住房是白给的,医疗是白给的,养老是白给的。他说:“好,就算你什么都是白给的,那么你40美元够喝啤酒吗?够抽香烟吗?够给老婆买首饰吗?这些总不能也是免费供给吧?”我当时哑口无言。
有一天晚上我值0点到4点的班,船已经晃到了超过38度。船有一种自正力,但超过了3
8度就可能自正不过来,有可能倾覆;再一种可能就是大船突然折成两半。这种时候你可以想像人们心里的那种压力和恐惧。接班后,我一看驾驶舱里站了很多人,船长政委轮机长电报主任值班驾驶员还有海监室主任,都在驾驶舱里,但是鸦雀无声。在灰暗的亮光中我看到他们的脸色铁青,汗流直下,有的人明显在发抖,气氛异常沉重。这些老海员都是经过大风浪见过大世面的,海龄都在10年以上,但那一夜连他们都恐惧了。而下边舱里的人那天实际上通宵谁也没睡,每个人都是用皮带把自己绑到床上听着风浪声。
我是实习水手,带班的舵工是已有七八年海龄的老水手,但此时也晕得不行了,只能趴在舵上。我这4个小时,只能是双脚叉开,后背顶着墙,然后左满舵、右满舵,4个小时不停地摇。好不容易等到接班的人来,但我一看两人的脸色跟蜡烛也差不多了。我说:“这样吧,你们先下去吧,我再多坚持20分钟。”这时海监室主任就回头看了我一眼,这位主任后来做到了交通部救捞总局局长,只要一碰到我,不管是当着他的下属还是领导,他都会说:“在那时能多站20分钟的话,这家伙就不是一般人儿。”
其实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既然扛那就扛一个英雄气概。20多分钟后我下到舱里,反正也睡不着,我就给大伙做面条去了。等我做好一大锅面条儿端上来的时候,所有人回头看我的眼光是:这人有毛病!在这时候还吃什么呀?船长最先反应过来,他明白如果这时大家再绷紧的话,恐怕神经都要崩溃了。所以他主动先盛了一碗说:“我也来吃一点吧,挺香的。再加点醋开开胃吧。”
那个第一次远航的印象太深刻了,在我已经不干海员都七八年以后了,我才跟家人讲起,当时我们的船,胳膊粗的缆杆被浪打没了,拳头厚的钢板像纸卷一样卷起来了,甲板眼看着嘎嘎嘎地裂开一道道缝儿,随时可能一声巨响后就完蛋了。我的家人都说:“你怎么以前从没说过,我们哪知道***这行这么不容易啊。”
但是我当时的感受是:作为一个男人,你的一生可能会遇到许多事情,每遇到一个挑战或者一个难题,你都应该尽你的所能拿出办法来。但有很多时候你拿不出来,怎么办?别哭!别!扛着,像一个男人样挺直腰杆扛着。当然你背地里可能会去抹眼泪,但表面上绝对不能,因为无济于事,只能是给自己添笑料。
我第一次出海有两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一是自豪感,因为海员都穿着那种特漂亮的制服,工资很高,待遇很好,每次远航归来还能带回几大件。那时中国的物质还很贫乏,在人们面前有一种优越感。谁见了都称赞:哟!这小伙子,真棒!作为远洋轮出去又是代表一个国家,所以有一种极度的自豪感;但另一个却是极度的自卑,我们国家太穷了。我们那条船是18年的船,在当时远洋公司中已经算是中上的船了。10年以内算新船,10到18年叫旧船,18年以后叫“报废船”。我们当时一半的船是报废船。你想想那是1983年,咱们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刚开始有点钱来买船了。我们那条是一条前南斯拉夫造的船,虽然老了,但是它的钢板还很厚,机器比较可靠。但就是这样一条船,当我们过巴拿马运河时,还是深深地刺激了我。巴拿马那个地方是各国船队的大展览,说白了就是哪个国家穷,哪个国家富,在那儿都得到充分的展览。比如讲我们从美国回来过运河时,对面正好有一艘挪威的“北欧钻石”号去美国方向过运河。跟我们一样也是3万6000吨的船,但人家却是最先进的1500个标准集装箱船,它的长宽已经是马拿马一个船闸的极限了。船体通身雪白雪白,沿着船头向后两条蓝色的流苏线。引领船的引水员一般是一条船配备一个,而这条船上却配备了4个引水员,1个在船头,1个在船尾,2个在驾驶台。他们的船长穿着崭新的白衬衫、笔挺的黑裤子,制服肩上扛着4道金杠,非常潇洒气派地站在船桥上。打个比方,一个是风采迷人的女明星开着一辆红色“保时捷”的跑车,一个则是疾病缠身的中年妇女开一辆二手的“桑塔纳”。什么感觉?人家这个船长就是搀着光彩照人的新娘去度蜜月。而我们呢?就像扶着一个老太太远涉重洋。我们整个船的船壳就像癞***的皮,锈迹斑斑。不是我们不敲锈,是敲不过来。200米的船长,32米宽,七八个水手不停地敲也敲不过来。
在美国装货时,有一个装卸工的大工头跟我关系混得很好,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挣多少钱,我说挣40美元。“1个小时?”“不是。”“1天?”“也不是,是1个月。”他很不满地问:“噢,我们是朋友吧?”我说是。“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我说没有骗你,就是一个月挣40美元。他说不可能。我当然得给我们国家脸上抹点粉儿了,不能承认我们穷。我说我们中国住房是白给的,医疗是白给的,养老是白给的。他说:“好,就算你什么都是白给的,那么你40美元够喝啤酒吗?够抽香烟吗?够给老婆买首饰吗?这些总不能也是免费供给吧?”我当时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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