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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捍卫正当权利的平民百姓,竟被指控为“泄露***”的案犯。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亲情、爱情、友情抚平了他那颗受重创的心灵。
文/杨海鹏
噩梦终于结束了。电话那头是陈五云律师的声音: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1997年12月底终于下了二审判决书,检察院的抗诉被驳回。他,花春贵和他在“阿卡迪亚泄密案”中的两个难友皋晓辉、张艾昭,再一次被法院确认无罪。
花春贵如释重负。放下电话机,此刻,周围的声音仿佛消失,沉寂的楼宇、沉寂的车流和人流……“阿卡迪亚”,为了它,他常常噩梦连连;为了它,他被囚禁了1年;为了它,他作为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在这人世间又走过了5年。
“阿卡迪亚号”上的“猪猡水手”
花春贵是1991年春天上船的,是一艘希腊籍的远洋货轮。船上18名中国水手中,他是惟一货真价实的。他是二副,曾在外轮上当过10多年海员,通晓英语和航海惯例。
在此前,他已辞去上海海运局的公职,成为一个“个体海员”。其他中国人与他的情况不一样,他们有大学教师,有***,还有上船后即头晕的农民……他们为了上“阿卡迪亚”挣美金,倾尽积蓄,找关系通路子。但等待他们的绝非“可爱”的美钞,而是苦难。
希腊船东雇佣他们,贪的是中国劳工便宜。而当希腊人发觉自己上当后,对“生意伙伴”的愤怒全部倾泻在中国海员身上。除了花春贵,17个中国人在这条船上只有一个名字:“玛拉扎”(希腊语,意为“猪猡”)。
***“玛拉扎”,成为船上希腊人的一项常规娱乐,几乎每天都有中国人被打。每天,他们必须干满12小时才能拿到合同规定的月工资;无论是在地中海的炎炎烈日下,还是在北欧的彻骨寒风中,只要船长愿意,他可以要求“玛拉扎”们一遍又一遍地冲洗甲板,敲打铁锈,中间吃饭、喝水、上厕所的时间也要扣去,然后补足。
花春贵对同胞的境遇只有同情,无法施援手,因为他也自身难保。作为中方代理的天津某公司的合同是用英文签的,上边言明,船长可根据需要叫中国海员加班,而且不用付加班费。他们不懂英文,却在合同上签了字。
这份合同花春贵没有签。当船长要求他加班时,他根据航运界的惯例,断然拒绝。船长知道他是内行,于是建议他抛开天津某公司,与“阿卡迪亚”直接签合同,月薪1000美金。
“毕竟1000美金对我们这些海员是笔大数目。”花春贵在事隔6年之后坦率地对记者说,那时他很想在船上干下去。“我只是个‘个体海员’,回去就没有工作,不像别人有单位,有工作。”
***在继续,而且变本加厉。水手魏立亚因为没有防滑工作鞋,在漏油的甲板上操作时不慎滑倒,颈骨扭曲,严重错位。船泊安特卫普,医院要求魏住院,但船长抢走诊断书:“中国人派你是来干活的,要么滚。”待船到也门荷台达港时,魏立亚被扣去工资和伙食费,而被抛在岸上。那时他连头也无法扭过来,已整整30天了。
向国内求援。上海海运学院的教师皋晓辉立即将他们在“阿卡迪亚号”上的遭遇告诉了天津某公司,然而电话中的答复令他们绝望:“洋人有洋脾气,你们忍着点。”
花春贵站了出来
1992年3月29日,船长解雇了受伤的中国水手李景健,同时,也炒了曾阻止船长***的北京人张艾昭三副,因为他竟敢冲船长大喝一声:不准***。
愤怒的火山眼看就要爆发了。如果这种愤怒不及时加以好的引导,这场劳资纠纷最终可能演变成一场血光之灾。希腊人、中国人都将同归于尽。
花春贵
“天下劳工是一家。”国际运输工人工会的当地分支机构受理此案后,腊万纳的港口工人闻风而动:拒绝为“阿卡迪亚”供水,供油,供物,拒绝一切岸上服务,拒绝装卸货物。当夜,希腊船长屈服了。船东接受了工会要求,为全体中国船员投保;保障人身权医疗权;解决劳动防护问题,并按照中国政府承认的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赔付中国船员95000美元。
他们胜利了。
但就在他们结束“猪猡”生涯,踏上回国的班机时,一张精心编织的罗网已在天津机场静候他们。
“你们泄露了***”
当大家沉浸在回家的兴奋中时,花春贵心头已有一丝不祥的感觉:希腊人不会接受这种失败,如果他们自己达不到目的,必然会通过他们的中国代理——天津某公司来达到目的。其他船员与该天津公司的合同上有一条:“不能与任何外国工会组织有任何形式的接触。”这一条是为了他们双方之间的秘密交易:天津某公司在用远低于国际公约规定的价格向海外输送劳工。
这可是他们最核心的商业机密呀。花春贵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在飞机上即明白天津某公司要跟他算这笔账,因为他是“摇羽毛扇的人”。
但事情比他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4月19日,他和另外10个船员下了法航的飞机,30多名穿着检察官制服和天津公司的人将他们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被推上警车。检察官说:你们被传唤了。
他们被扒去衣服,接受全身搜查,所有的身份证件,包括从国外带回的美金什物全部被搜走。
花春贵几乎是身无分文,凭一张车票回到上海。他心存侥幸,想这件事也许从此休矣。
8月初,他接到天津的通知,叫他去领回被扣押的钱。他又兴冲冲赶到天津某区检察院,但神情严峻的检察官却拿出一张纸,是逮捕令。一周后,皋晓辉也被他们在天津诱捕,闻风逃到广州的张艾昭经历了四个月失魂落魄的逃亡后,也遭逮捕。
他们被告知犯了“泄露***罪”。
荒唐!花春贵十分惊讶,难道他们的每月工资也属于“***”?
在看守所,他同一些小偷、强奸犯、抢劫犯关在一起。日子久了,他们也觉得花春贵与他们不是一***,于是问他究竟。待他把自己的事一说,连他们这些没什么文化的人也觉得可笑。“犯人们觉得我是冤枉的,一直很照顾我,不准别人欺负我。天良未泯呀!”
兄长毁家解弟难
天津和平区法院接受检察院的公诉时,已是1993年的8月。法院指定一个天津律师作为花春贵的辩护人。
花春贵的兄长花春荣是上海一个普通工人,1年来,为营救弟弟,他费尽了心血,跑遍了天津有关部门,然而无济于事。他钱已花光,还背上了债务。
当时,那位天津律师表示,
那时陈五云刚从上海市检察院辞职,他以前是公诉人,当律师还没有完全进入角色。“这是我接的第一件案子。”陈五云律师告诉笔者,“我当律师,不过是为了个人经济收益上会好一些。照理,生意刚刚开张,这种吃力不讨好、挣不到钱的官司律师是避之惟恐不及的。”
感动他的是花春荣的兄弟情谊。“那天,花春荣泪流满面,要求我一定要救救他的弟弟。”陈五云律师说,“他惟恐我不接,拿出自己家产的清单,说哪怕把所有的东西都卖了,合家上街讨饭,也要洗清弟弟的冤屈。”
没有人不会为之动容。
当时一同与陈五云从检察院辞职,曾位列“上海十佳公诉人”之首的吴奕刚律师也挺身而出,担任皋晓辉的辩护人。
在办理法律手续,彻夜阅卷之后,两位律师达成了共识:无罪辩护!天津方面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事先已通好气,无罪辩护很可能是一场徒劳,而且很可能牺牲轻罪辩护的好处。但花春荣态度坚定:“官司打败了,我不会怪你们。一审打完,有二审;二审不行,我们还将继续申诉。”
两位律师在“情与势”之间作出了他们的选择:还是无罪辩护。
“被泄密的”不公开审理
1993年8月9日,天津和平区法院一审开庭审理这起“泄露***案”。由于涉及“***”,此案法院宣布“不公开审理”,闻风而来的记者被拒之门外。
然而,消息还是被“泄露”出去。在庭审后,全国数十家媒体随即作了长篇报道,声援花春贵他们。
审理时,上海两律师和北京张艾昭的两律师为他们的当事人作了有力的辩护。第一轮交锋时,检察官拿出国家劳动部、国家保密局的一份联合发文,该文有条款规定“对外劳务合作的报价……属于国家秘密”。他们还拿出了天津保密局的复函,称经过天津保密局鉴定,船员的工资属***。
但律师们针锋相对。他们拿出自己的解释:首先天津保密局无权对国家劳动部、保密局的文件作出解释;其次,“劳务报价”与“船员工资”是两个概念,3个海员只知道自己的实际收入,而并不知道国内外两家公司间的“劳务报价”。接着,吴奕刚律师理直气壮地发问:如果公诉人认为外派劳务的工资也属于***,中国每年派出的人以百万计,那么就有百万人携***出境,难道“***”就那么不值钱吗?
对方哑口无言。
律师们又向法庭出示了国家劳动部及保密局的一份解释函。上面否认了“劳务工资”属于***的说法,将“劳务报价”与“劳务工资”作了区分。
他仍然是法律意义上的嫌疑犯
官司一审胜了,但是沉重的胜利。花春贵的海员证和其他身份证件,还被天津方面攥在手里,这意味着在法律意义上,他还是嫌疑犯。
他不能出海了。从10多岁开始,他就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大海。他的同学、朋友都在行船,陆地上的人,哪怕是在故乡上海,对他来讲都是陌生的,“我真像条搁浅的船呀!”
钱用光了,积蓄用完了。他开始寻找工作。那时上海大批工厂在倒闭,到处都是下岗工人,他们比他更有优势,“在陆地上有基础”,隔三岔五还有政府、街道、工会送温暖,而他总是被遗忘,因为他是个没有身份的人。
他觉得可耻,七尺汉子竟要向母亲借钱。而她的退休工资只有300元。他同时还要向她老人家保密,所有的这一切,老母亲都蒙在鼓里。这个文盲母亲当时一直认为那段时间儿子去了行船,根本无法想像他就在陆上,而且在监房里。
最早伸出援助之手的是皋晓辉。同病相怜,这个上海海运学院的大学老师,此时已被开除公职,妻子是政工干部,惟恐影响个人前程,在陪他走完一审这段崎岖山路之后,跟他离了婚。皋晓辉在一家船务代理公司找到一份临时的工作,并把花春贵介绍给一家客户。这也是家船务公司,花春贵又可以接近大海了,虽然只是内河港,但能看到桅樯,看到海轮,心中的阴霾便少了许多。
悬崖边上建起了爱巢
生活给他的补偿,远远超过了他的奢望。一个日本客户与他交好,又把他介绍给自己的中国同事们。他们一起结伴去杭州。年轻的“白领”朋友们知道了他的经历,都让他讲讲。他把自己的故事一五一十告诉他们。他们都是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外企雇员,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么苦涩的故事。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之后,他依旧那么放松,那么诙谐,更让他们深深折服。
一个年轻他9岁的大学外语系毕业生王勤,那时正是他的听众。她佩服花春贵,觉得他不仅有这个年纪的人所没有的经历,而且还有这个年纪的人所没有的临危不乱的风度。最令王勤感到惊讶的是花春贵的英语口语流利,她自叹弗如。
王勤和她的同学那时除本职工作外,偶尔还当兼职翻译。一次,一个美国商人代表团来沪考察,同学打电话问王勤有没有空陪同,王勤立即想到了花春贵。
这个电话改变了他俩的一生。
来访的美国商人很快喜欢上了花春贵,一是他流利的翻译,二是他对上海的熟悉,更重要的是他的诚实。短时间的相处,他们已离不开他了。
“美国眼镜城”当时才“落户”上海,老板罗拔希尔先生缺少一个得力的中国助手,他看中了花春贵,原因是他诚实、守信,而且有着上海年轻人缺少的那份韧劲。罗拔希尔“慧眼识英雄”,但这个“英雄”当时在法律意义上还是只“待罪的羔羊”,他们之间是不能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的。罗拔希尔这个美国老头毕竟脖子上顶着颗犹太脑袋,他巧妙地绕开了法律,聘用花春贵为自己的个人顾问,这样既回避了劳动法规,又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花春贵在公司内不是正式雇员,却拥有了副总经理的权威。
与之俱来的还有爱情。花春贵开始恋爱了。王勤深情地对笔者回忆起那段经历:“他开始还有些顾虑,因为天津那场官司还没有下文。他总是谨慎地保持与我的距离,明明可以交叉,他却想让它近距离平行。我那时已忘了他还是待罪的嫌疑犯,只觉得他有一双可以让**一靠的肩膀。”
理智、克制,对爱也许是无效的。在悬崖边上,两位情侣建起了自己的爱巢。
“我父母对他的经历也略知一二,他们没想到我把这场人间悲剧的当事人引进了家门。还好,他们尊重我的选择。”王勤说,“我到他们家时才感到惊讶呢,他家那么小,那么破,真难想像!真是个‘悲惨世界’,而他就是那个冉阿让。”
那时,虽说有罗拔希尔的赏识,但这桩婚姻还是充满凶险,而爱毕竟也需要一个结果,他们结婚了。王勤曾对不理解的女伴说,我买的是原始股。这句话挡住了许多世俗的劝说。
花春贵并没有想到自己竟能得到那么多的回报。感谢生活,这是他惟一可以说的。
现在他们的女儿已出世了,名字是父母姓氏的连缀:“花王”。这也是一个知名卫生用品的品牌。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生活在一个洁净的、公正而光明的世界上,没有人造的地狱、人欲编织的樊笼。
“阿卡迪亚案”噩梦虽然过去了,但对花春贵和他的难友们来说,这个案件还没有结束:他们被搜去的美元,还没有返还给他们;还有他们被搜去的个人证件;另外他们被羁押1年,也应该有个说法。
他们要索赔。为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神圣权利,向天津方面索赔。花春贵说,如果人人都容忍他们这样恣意胡为的话,那还谈何法律尊严,谈何公民权。
责任编辑:郑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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